省委书记——K省纪事（第74节）(3)

    《人民日报》是按规定订阅了，但订而不阅的现象存在吗？党的文件是下发了，但在用它积极地规范他人的行为的同时，我们这些高级干部们是否也同样地用那种积极的姿态，在用它认真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在干部中始终强调在政治上要保持高度统一，我们也十分注意更新他们各方面的知识，但我们是否同时关注到，在长期纷繁复杂，有时甚至是相当尖锐沉重的政治生活进程里，在缺乏必要的及时的监督制约的情况下，在个别高级干部身上潜伏着某种人格危机和人格变异的可能吗？

    我们是否注意到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人格的进一步完善和心理的持续健康的重要性？我们能否承认这一点，一旦人格发生了变异，一切都会跟着变——虽然他们原先都是比较优秀的，起码在我们选拔他们的时候，他们曾经是“优秀”的，或者说在某些方面，当时的确是优秀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优秀的……

    等等等等……

    面对历史的种种追问，我们还应该说些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做一些什么，使同样的事情不再发生，最起码在自己负总责的领导班子里，不再出现“被吞噬”的事……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把手，怎么很明确地让中央知道，自己此时此刻内心的沉重，让中央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发生了这样的事，说明我作为K省一把手，是不称职的，是辜负了中央的期望的。想到这里，他毅然拿起早就放在躺椅旁边那个矮腿茶几上的一摞公文纸和那支铅笔，用他一贯使用的那种粗放的字体，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个标题：《我的辞职报告》。

    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沉思中的贡开宸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吓了一跳，迟疑了一下，本能地把已写上标题的那页公文纸，反扣在茶几上，然后去接电话。“哪位？”他问。对方居然没有回答。“哪位？”他又问，对方还是不回答，但却传来一阵细微声和同样细微的喘息声。“怎么回事？说话！”他火了。

    “啪”的一声，对方居然挂断了电话。

    电话是修小眉打的。她在她自己的家里。她显得紧张，不安，惶恐。虽然拨通了枫林路十一号的电话，但忽然间，她却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对公公说些什么了。脑子里并不空白。自从宋海峰专案组和省公安厅专案组分别找她谈过话，了解情况以后，她已经有三天没去上班了。三天没有好好地睡上一觉了。单位里也不来催她，甚至都没人来问她为什么不上班。当前的情况应该是：全省城的人都知道贡书记的儿媳出事了。但我做错什么了？她想找人说说心里的委屈。但，这时候谁会相信，从她嘴里蹦出来的还可能是真话呢？头很胀……心跳的频率也很快，而且也不齐…

    …她没有想到找自己的父母去说一说。她知道，本本分分一个自行车厂的退休老技工和厂托儿所的退休阿姨，从没听说过那样一种层次的人生纠葛，一旦听说自己女儿陷人这样的“困境”，一定会被吓坏了的……她觉得，以公公的睿智，人生阅历和政治判断力，一定能理解她目前的遭遇的，一定能为她指出一条正确的解脱之路。

    她并不是要借助公公的权力开脱自己。她只是想知道，在当前这个状况下，对于她来说，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她知道，公公能为她指出这一点。但是，当电话里猛然传来公公“严厉”的声音后，她却颤栗了，慌乱了。她知道公公历来都这样，拿起电话，第一声问话的语气，总是显得很严厉，很简捷，很干脆。这很正常。从前，她还在别人面前为公公做过辩解：他需要快刀斩乱麻，因为他很清楚，“千军万马”等着他去调度，“千难万险”等着他去决策。但这时的这个“严厉”，却让她自愧，心虚，出冷汗，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嘴边，居然一句都说不上来了……

    就在她责备自己如此优柔寡断，把事情搅得越发复杂难办时，一个她此时绝对不希望接到的电话却偏偏打了进来。她先是被这刺耳的铃声惊吓。第一时间做出的内心反应，她以为是公公打过来，责询她刚才的“不礼貌”。接不接？迟疑。迟疑了好长时间，电话却一直在顽强地响着。最后，她索索地拿起电话。她听到的是张大康的声音：“小眉，我是大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