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大法小，刺猬横行，升斗小民都是温顺的兔子，纵然周身铁甲，照样遍体鳞伤。所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外乎三个原则：要办法不要宪法，顾人情不顾国情，讲治理不讲道理。县委书记一句话，胜似西天百卷经，法律算个鸟。圈内有句名言：“权利无保障，即是无权利。”现实即是如此。我是公民，有选举权，但从没投过票；我依法纳税，有知情权，可从来不知谁花了我的钱，花在什么地方。想来无非几个去处：或为杯中酒，或为盘中馐，或为赌台豪博之资，或为小姐胯下之费，反正没人敢过问，花钱的理直气壮，掏钱的忍气吞声。律师以维护当事人权益为天职，其实自己的权益也没有保障。执业证一年一审，年年交费，99年交5000多，2000年4000多，今年降了一些，2550元。其中大部分叫注册费，其实是律协的会费，我连续交了13年，明知这事违反了国务院的规定，一无依据，二无道理，绝对是乱收费，不过收钱的全是大爷，惹不起躲得起，只有忍痛掏腰。全国13万律师中不乏高人，有名教授、大学者，人人精通法律，个个舌灿莲花，没一个敢稍有微词。
这权利没法主张。发文收费的是财政局的大爷，虽然文件违法，可该大爷只发文件不收钱，这在法律上叫做“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起诉。律协的大爷按文件办事，只要文件没撤销，收钱就是合法行为，所谓“恶法亦法”，不能起诉。这事外行很难理解，打个比方：流氓教唆瘸子打哑巴，哑巴他爹过来评理，流氓说：我肯定没责任，又不是我打的。再去找瘸子，瘸子也有道理：流氓叫我打，我敢不打吗？
在这里，律师就是那苦命的哑巴，而且更惨，他连个爹都没有，只有一群狠心的后妈。
这是律师生涯中最温柔的刀，还有更锋利的。93年我接过一个执行案，标的很小，说好了律师费给2700。那时没有经验，也没带当事人，自己去了法院，被执行人是郊外的一家养殖场，法官开车，走到一半说要加油，我当然识相，掏了100多。加完油已经中午了，先吃饭，又是300多。吃完饭当然要休息一会儿，进了一家美容院，两位法官又洗面又推油，我一看这阵势，立马缩成一团：钱不够，麻烦了。赶紧回去找老潘借钱。回来时晚了点，老板娘正跟法官要钱，法官当然不肯给，吵得一塌糊涂。我赶紧买单，整900。一位法官皮笑肉不笑地问我：“原来你不着急啊？那回去吧，别执行了。”我连连道歉，还不能说借钱，只说有点急事。法官点点头：“哦，原来有急事，爹死了还是娘死了？”我不敢接话，另一位法官戳着我的脑门，语声悠长：“你架子挺大啊，魏——律——师！出来办事还让法官等，法院是你——家——开——的？”我再三赔罪，两位尊者不为所动，连声作狮子吼。最后美容院老板娘都看不过去了，说行了吧，人家小伙子挺老实的，你们要吃了他啊？众所周知，法官六亲不认，唯独敬爱老鸨，这才平息了风波，开车继续前进。到了养殖场，工人说老板不在，法官摊摊手：“老板不在，改天再来！”我知道没戏了，拿着发票去找当事人，当事人不肯报销，指着鼻子质问我：“我请你干什么的？要钱！你干的什么？花钱！我他妈傻啊？不会自己花？”
那夜里雨下得很大，我走了40分钟，终于回到住处，那是一间低矮潮湿的农民房，月租130元。我一头扎在床上，感觉周身寒彻，很想大哭一场，可一滴泪都哭不出来，只有满身雨水冰冷而缓慢地流淌。
那年我24岁，很穷，也很善良。每个好孩子都有人疼，唯独我没有。
那夜的雨水即是我的河流。13年来我曳尾其中，所见只有猩红的大嘴和森森的长牙。我曾经血流满身，皮开肉绽，终于生出了一身鳞甲。这河中别无营养，我以淤泥为食，以漩涡为家，久而久之，每一个鳞片都变成了刀。
陈杰完了。我看着他上了警车，心里忽然有点难受：这小子不算太坏，死得太早了，才25岁。
这计划非常周全，除了最后那两万，剩下的33万全是假钞。精品印尼海盗版，有水印，有防伪线，做工精美，肉眼几乎无法分辨。放钱的柜子正对超市入口，人来人往，我料定他不敢当场验货，最多隔着袋子数一数。数的时候心惊胆战，肯定不会注意底部那几袋软绵绵的东西。
那是4袋玉米精粉，净重630克。每袋都掺了半颗摇头丸粉，其中含有微量的MDMA，不是移动公司的新产品，而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学名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