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兼署大理寺卿，以天变奏请修省，上嘉纳之。刑部罪人刘秋贵死於狱，文瑞奏：“秋贵无病，一夕而死。刑部后四日入奏，改易日期，涂饰操纵，请严饬根究。”山西崞县民妇王刘氏拒奸死，罪人从轻比，刑部题駮，文瑞复奏：“原拟知州失出，请饬山西巡抚严劾。”上并从之。
粤匪入山西境，陷平阳等处，文瑞奏请饬督兵大臣严防入直隶要路。寻自临洺关窜逼天津，命文瑞率兵驻通州。奏言：“通州城垣楼橹损坏，请集款建复。”谕：“此守土之责，统兵大臣不必兼辖。”擢刑部右侍郎。四年，以病乞罢。
先是文瑞偕克勤郡王庆惠请捐铜铸四项大钱济兵饷，上从其请。及还京，病痊，命仍与庆惠董其事，设局开炉。上命尚书阿灵阿、御史范承典往铜厂查验，文瑞奏劾阿灵阿等擅开炉房，恐有偷漏，上斥其负气任性，降二级调用。同治元年，卒。
毓禄，字晓山，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升郎中，迁御史。军兴，安徽、江苏、山东诸省皆暂停秋审。毓禄奏言：“寇踪所至，每先释狱囚，脱其死而置之生，自必原为贼用。虽有投首减罪之例，而愚顽类多不知大义。闻直隶近因贼扰，将秋审诸囚，酌覈情罪，其谋、故、凶、盗、拒捕、杀人重囚，立即正法。其情有可矜及例应缓决诸囚，即予减等发配，诚为权宜变通之道。现有军务省分，应令一体遵办。”
京师行用大钱，当百、当五十二种壅滞不行，毓禄疏请商民应纳旗租、地丁、关税，於例定收钞五成数内专收当百、当五十大钱二成，部收捐项应交钱票，亦一律纳大钱。七年，擢工科给事中，历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内阁学士。同治三年，擢工部侍郎，兼管钱法堂。五年，奏言：“宝源局铸当十钱，向系滇省解铜，以铜七铅三配铸。近因滇铜久未解局，市铜低杂，致钱文轻小，例定每钱应重三钱二分。请每届收钱，以三钱为率，不及者即饬改铸。”上斥宝泉、宝源二局不职之两侍郎监督，并下吏议。
徐继畬，字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迭疏劾忻州知州史梦蛟、保德知州林树云营求升迁，登州知府英文讳灾催徵，荣河知县武履中藉事科敛。又疏请除大臣回护调停积习。
又疏陈政体宜崇简要，略谓：“皇上广开言路，诸臣条奏苟有可取，无不通行训谕，惟是积习疲玩已久，煌煌圣谕，漠不经意，轻亵甚矣。臣以为诸臣条奏，或非大体所关，或非时务所急，原不必悉见明文。若事关切要，圣虑折中，期於必行者，即降谕旨，宜重考成。度其事之难易，限年兴革。如仍前玩视，於本案外重治以违旨之罪。此教令之宜简也。六部则例日增，律不足，求之例；例不足，求之案：陈陈相因，棼乱如丝。论者谓六部之权，全归书吏。非书吏之有权，条例之烦多使然也。臣以为当就现行事例，精审详定，取切於事理者，事省十之五，文省十之七，名曰简明事例，使当事各官得以知其梗概，庶不至听命於书吏。此则例之宜简也。考功、职方，议功议过，使百僚知劝惩也。现行之条，苦於太繁太密，不得大体。尝见各直省州县有莅任不及一年，而罚俸至数年十数年者，左牵右掣，动辄得咎。且议处愈增愈密，规避亦愈出愈奇，彼此相遁，上下相诡，非所以清治道也。臣以为各官处分，凡关於国计民生，官箴品行，不妨从重从严；其事涉细微，无关治体，与夫苛责太深，情势所难者，当准情酌理，大加删削。此处分之宜简也。”疏入，上嘉纳。旋召入对，论时事至为流涕。
十六年，出为广西浔州知府，擢福建延邵道，调署汀漳龙道。海疆事起，敌舰聚厦门，与漳州隔一水，居民日数惊。继畬处以镇定，民赖以安。二十二年，迁两广盐运使，旬日擢广东按察使。二十三年，迁福建布政使。二十六年，授广西巡抚，未赴官，调福建。闽浙总督刘韵珂以病乞假，继畬暂兼署总督。福州初通商，英吉利人僦居会城乌石山神光寺，士民大譁，言路以入告，上命韵珂、继畬令其迁徙，久之乃移居道山观。士民以继畬初不力拒，终不慊，言者屡论劾。继畬初入觐，宣宗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退遂编次为书曰瀛寰志略，未进呈而宣宗崩，言者抨击及之。
咸丰元年，文宗召继畬还京，召对，称其朴实，寻授太仆寺少卿。诏求言，继畬上疏，略谓：“国家崇尚俭朴，大内宫殿，一仍明旧。惟圆明园为三时听政之地，避暑山庄为秋狝驻跸之地，两处规模，至乾隆间而备。宣宗皇帝暂停秋狝，热河工程一切报罢，惟自正月至十月恒驻圆明园。然三十年中，未尝增一堵一椽，游观不及诸坐落，或报应修，辄令撤去，以故内帑发出外库前后凡千数百万。数年以来，园亭久旷，或谓先朝堂构，不应坐听彫残。方今军务未完，河工未毕，亦料无暇及此。将来两事告蒇，内库稍充，保无以营缮之说尝试者，伏望皇上坚持，苟非万不得已之工程，一切停罢。至於装修陈设，珍奇玩好，可省则省，无取铺张，此土木之渐宜防也。孔子删诗，以关雎为首，义取挚而有别。匡衡之说有曰：‘情欲之感，无介於容仪；宴安之私，不形於动静。’其言有别，可谓深切著明。第以事涉宫闱，绝於听睹，非臣子之所敢言。虽有折槛之忠，牵裾之直，止能言得失於殿廷，岂能争是非於宫壸？故圣帝明王，即以是为修省最切之地。皇上至刚无欲，迩者释服礼成，将备周官九御之制，衍大雅百男之祥。窃以为圣德日新，肇基於此，此宴安之渐宜防也。自古壅蔽之患，由於言路不通，然亦有言路既通，而壅蔽转生於不觉者。皇上御极之初，即以开言路为务。自倭仁一疏，手诏褒嘉，言事者纷纷而起。迩因天旱求言，又复谆谆奖诱，举空言塞责、受人指挥、激直沽名三弊为戒。臣庶大半中材，臣以为空言塞责，事出庸愚，一览掷之，无关轻重。激直沽名，由於器小，皇上予以优容，適足以见圣度。至受人指挥，事涉营私，果其确有可凭，必当明正其罪。总之群言淆乱，衷诸圣人，亦在皇上权衡酌量而已。臣窃计在京言事者，约分三等：以章奏陈者，曰九卿、科道；以章奏陈兼得面陈者，曰部院大臣；不以章奏陈而时得面陈者，曰内廷王公。此三者各有所优，亦各有所蔽。九卿、科道，爵秩未崇，少回翔之意，闻见较广，多采访之途，以风节相磨，以弹劾为职，此其所优也；其所蔽则前之三弊是也。部院大臣，久在朝列，受恩效忠，明习时事，此其所优也；然阶级既崇，天颜日接，顾忌矜慎，胸臆所存，莫能倾吐其十一，此则其所蔽也。内廷王公，国家肺腑，外无私交党援之患，内无希幸爵赏之心，此其所优也；然法制綦严，例不与外人交接，廷评舆论，所不尽闻，此则其所蔽也。皇上明目达聪，幽隐毕照，而臣乃鳃鳃过虑者，诚恐言事者限於才识，未能仰副渊衷，致皇上察纳虚怀，不免怅然而思返，此壅蔽之渐宜防也。昔唐臣魏徵有十渐之疏，太宗嘉纳，千古以为美谈。夫渐者，已然之词也。正之於已然，何如防之於未然。臣谨师其意，衍为三防之说，极知迂陋，无补高深，伏冀几馀采纳。”上优诏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