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悌，字仲恭，瓜尔佳氏，满洲正黄旗人。以笔帖式历户部郎中，出为河南知府，改御史。光绪二十四年，变法诏下，礼部主事王照应诏上言，尚书许应骙不为代奏。御史宋伯鲁、杨深秀联名劾以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谕应骙明白回奏，覆奏称珍惜名器，物色通才，并辞连工部主事康有为，请罢斥驱逐。奏上，以抑格言路，首违诏旨，礼部尚书、侍郎皆革职，赏照四品京堂。
文悌以言官为人指使，党庇报复，紊乱台谏，遂上疏言：“康有为向不相识，忽踵门求谒，送以所著书籍，阅其著作，以变法为宗。而尤堪骇诧者，讬辞孔子改制，谓孔子作春秋西狩获麟为受命之符，以春秋变周为孔子当一代王者。明似推崇孔子，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乃知康有为之学术，正如汉书严助所谓以春秋为苏秦纵横者耳。及聆其谈治术，则专主西学，以师法日本为良策。如近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拜跪之礼仪，废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只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立可召乱；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曾以此言戒劝康有为，乃不思省改，且更私聚数百人，在辇毂之下，立为保国会，日执途人而号之曰：‘中国必亡，必亡！’以致士夫惶骇，庶众摇惑。设使四民解体，大盗生心，藉此以集聚匪徒，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未知康有为又何以善其后？曾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为亦似悔之。又曾手书御史名单一纸，欲臣倡首鼓动众人伏阙痛哭，力请变法。当告以言官结党为国朝大禁，此事万不可为。以康有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为，遍结言官，把持国事，已足骇人听闻；而宋伯鲁、杨深秀身为台谏，公然联名庇党，诬参朝廷大臣，此风何可长也！伏思国家变法，原为整顿国事，非欲败坏国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应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倾倒，而曰非此不能从速，恐梁栋毁折，且将伤人。康有为之变法，何以异是？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疏上，斥回原衙门行走。
太后复训政，赏文悌知府，旋授河南知府。二十六年，两宫西狩，文悌迎驾，擢贵西道。乞病归，卒。
江春霖，字杏村，福建莆田人。光绪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二十九年，转御史，首论都御史陆宝忠干烟禁，不宜为台长，劾亲贵及枢臣疆臣，章凡数十上。德宗季叶，袁世凯出督畿辅，入赞枢廷，权势倾一时。春霖独论列十二事，谓：“洪范有言：‘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於尔家，凶於尔国。’左氏传云：‘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今世凯所为，其心即使无他，其迹要难共谅。历考史册所载权臣，大者贻忧君国，小者祸及身家。窥窃神器之徒，姑置勿论，即功在社稷，如霍光、李德裕、张居正，亦以权宠太盛，倾覆相寻。今不独为国家计，宜加裁抑，即欲使世凯子孙长守富贵，亦不可无善处之法。”嗣是纠弹世凯及庆亲王奕劻父子，连上八疏，皆不报，然朝贵颇严惮之。
宣统改元，醇亲王载沣既摄政，其弟载洵、载涛分长军谘、海军，颇用事。春霖谓：“古者郑宠共叔，失教旋讥，汉骄厉王，不容终病，载在史册，为万世戒。二王性成英敏，休戚相关，料不至蹈覆辙，而慎终於始，要宜杜渐防微。”又谓：“景皇帝以神器付之皇上，冲龄践阼，军国重事，监国摄政王主之。治同其乐，乱同其忧，国之不保，家於何寄？”篇末又言：“监国岁未及周，物议沸腾，至於此极。臣不禁为祖宗三百年国祚效贾生痛哭流涕长太息矣！”明年，又劾江西巡抚冯汝骙谩欺状，效宋臣包拯七上弹章，末复言：“是非不明，请将前后章奏明诏宣示，敕部平议。”语至戆直，被诃责。复劾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非特简忠良，不足以赞大猷、挽危局。词连尚书徐世昌，侍郎杨士琦、沈云沛，总督陈夔龙、张人骏，巡抚宝棻、恩寿等十数人。朝旨再责之，令回原衙门行走。春霖遂称疾归。越八年，卒。
论曰：有清列帝，家法最严，迨至季世，创制垂帘，於是阉寺渐肆，而亲贵权要亦声势日著，虽有直言敢谏之士，无补危亡，亦尽其心焉而已。可读尸谏，幸鉴孤忠。一新、仁守、维峻先后直言，皆以语侵太后获罪。文悌言攻结党，实启党争，而春霖连劾权贵，言尤痛切，当国者终於不悟。又有太监寇连才，上书泣谏，请太后归政，废颐和园，且言：“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终以违制被刑以死。建言又何得以阉官少之？类无可归，故附见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