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有足够的工龄才可以转正。
从前的工龄没有了，就不符合转正条件，就要回去当农民。
黄会计将一张纸条交给他们，上面写着他们应交的款额，筹到钱后，由本人到县教育局亲自交付。
黄会计还要去别的学校，说完就匆匆走了。
那张纸条在余校长、邓有米和孙四海手上来回传了许多遍。
余校长资格最老，要交一万一千多元。
工龄稍短的孙四海也要交七八千元。
邓有米一直在心里算账。
好不容易算清楚，他将脚一跺，骂了一句粗话，说将自己这些年当民办教师的全部所得加起来，还不够交这笔钱。
好在邓有米省吃俭用，当民办教师的工资和补助从未花过一分。
妻子成菊种地和搞多种经营赚的小钱，也基本上存了起来，再找亲戚借一点，能凑足一万之数。
邓有米将自己的账反反复复地算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余校长对孙四海和邓有米说：“虽然过去两次的转正机会，我们三个像三国演义的刘关张那样共进退。这一次情况不同，政策摆在那里，人人都有份。去教育局交钱，用不着三个人一起去。应该像发展党员那样，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孙四海也说：“既然邓老师筹到钱了，放在家里反而不安全，干脆先去县里将钱交了，顺便给我们探探路。”
邓有米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便将自己的课托给余校长和孙四海，将一包钱捆在腰间，拉上成菊做保镖。
搭三轮车下山去了。
因为怕余校长他们惦记，成菊想在县城看一看，邓有米不同意，交完钱，拿到收据，就往回赶。
天刚黑，他们就回到界岭小学，将县教育局的盛况，向余校长和孙四海讲了一遍。
邓有米从未见过这么多的同行，一个县就有这么多民办教师，全中国的民办教师数量就可想而知了。
来的人虽多，交钱的只有一半左右，另一半人，说是来做政策咨询，也有请愿的意思。
说起来大家都是一样的，当民办教师的时间越长，越是交不起工龄钱，大家都觉得应当按实际收入的一定比例付工龄钱才合理。
最早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四元钱工资，而且一直拿了将近十年，现在算工龄钱，一个月就要交几十元，连教育局的人都说不合理。
二十几年了，他们的工资才涨到七十元左右，还是由村委会和教育站各发一半。
可问题是民办教师转正后，必须进社会保险这个“笼子”，而进“笼子”的规矩，就是中南海的人也没法改变。
邓有米在教育局见到了张英才。
张英才虽然忙得不可开交，还是抽空对他说，这件事不可能再有转折了。
张英才的意思是叫余校长他们排除万难也要将这笔钱交上，交了钱，往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张英才还说，已经有人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块肥肉了，有几个民办教师交不起这笔钱，就有可能便宜几个乌龟王八蛋!
这番话让大家想起张英才上次回界岭小学时的表情。
或许那时候张英才就晓得这鬼政策了，才在心里替他们难受。
谈到下一步该如何办，余校长和孙四海都不做声，但让人觉得他俩已心中有数了。
说起来真快，才一个月，黄会计来送工资时，就将邓有米和万站长一起，列在公办教师的工资单上。
邓有米签字领钱时，双手情不自禁地抖动。
黄会计笑着说。
他发了几天工资，没见到一个民办教师不激动。
难得受宠，针鼻大小的一点好事，就激动得要患心脏病了。
黄会计又提醒余校长和孙四海快点到县里去交钱，若不交钱，名字上不了工资表不说，一过期限，有可能连收条都不让写了。
余校长不同他说这些，只问万站长在不在家。
听说万站长又带李芳去省城医院做放疗去了，余校长轻轻地啊了一声。
黄会计敏感地告诉他，万站长的本钱被李芳的病掏空了，如今是寅吃卯粮，就连李芳送给他的那辆摩托车也折价卖了。
真想借钱，最好到没有民办教师的城里去找亲戚熟人。
乡下有钱的人本来就少，突然间这么多民办教师要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