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梦在南方没能继续生长，我上班了。在广州做记者的时候，特别是有了孩子后，往老家寄的照片多了起来。做了摄影记者之后，拍照者才真正成了我。因此，我也成了总是在照片中缺席的父亲。
在广州做记者的十年里拍了大量的家庭照，我会不定期地挑选一些洗印出来，寄给爸妈，告诉他们，我们在他乡一切安好。电话那头总能听到妈妈开心地说“相片收到了，家里一切也都好”，让我放心。后来我又辞职去各地拍照，搞创作，偶尔也会留影，但那样沧桑的照片却从来不敢寄往老家。类似搞摇滚时期的困顿、颠沛，怎么也不能让爸妈知道，不可以再让他们为我担忧了。
严明
父母对我的忧心真是无尽的，绵延至今。
孩子们都不在家的这些年，父母偶尔也照相，主要是单位活动、旅游时的留影。他们也从没有儿女负担的清闲中年逐渐抵达晚年。
我又发现，往老家寄照片的习惯，后来并没有坚持下去。它止于前几年，老家的影集在几年前不再添加新内容。原因有二：那时候我开始每年带孩子回去;当然，更因为后来有了可以拍照、拍视频的智能手机。
想念这个东西，是会凝聚的，也像胶片从曝光到显影、定影，得有一个过程，期待感才会显现。可是通信、交通的手段发达了，久而久之，“期待”渐渐失去了原先真实的痛痒。
父亲这两三年来病重，慢性的肺纤维化使得他不得已而卧床。父亲的记忆力也在逐步衰退，很多从老家前来探望的亲戚，他已经认不出来了。就连我的姑姑——他的亲妹妹，他也怎么都想不起是谁，搞得姑姑特别伤心无奈。
暑假时，我的孩子曾抱着影集跑到他爷爷床头，指着爷爷奶奶的结婚照问：“右边的这位帅哥是谁？”爷爷凝视良久：“可能是我……”
影集里有几张父亲退休前后与同事、邻居的合影，我发现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有一个字。原来是父亲用钢笔直接在照片上标注的，那是照片中那些老同事、老邻居每个人的姓，甚至还包括他自己的。胡、杜、余、吴……之前我还纳闷，相片中的那些老师，有些是几十年的邻居，熟悉无比，何必在好好的照片上用钢笔写字，显得突兀，也不雅观，像小孩子的行为。
现在我终于懂了，原因应该是父亲在若干年前，就对自己的记忆力衰退有所觉察。一张照片的美观与否已不再重要，影像的真实性、留存性似乎也会靠不住。他找出了笔，决定把还能想起的姓氏径直写上去。
他怕忘掉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