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智慧和幽默，现在大都丧失了，那种我们古代生活的优良意识现在已经凋谢了。现代的中国人是一种放纵的、乖张的、神经衰弱的个人，由于中国民族生活在过去这一世纪的不幸，以及要使自己跟新的生活适应的耻辱，因而丧失了自信心，以致失去了他的气质。
可是古代的中国是具有常识的，而且有着丰富的常识。中国最典型的思想家是孔子，英国最典型的思想家是约翰生博士，两人都是富于常识的哲学家。如果孔子和约翰生博士相遇，他们一定会同作会心的微笑。两人都不愿容忍愚蠢的举动。两人都不能忍耐无意识的事情。两人都表现彻底的智慧和坚定的判断力。两人都是实行实事求是的方法，两人都是在复杂的理想上下工夫。而且两人对于仅仅的不矛盾表示极度轻蔑。孟子曾说过孔子是圣之时者，孔子曾两次说及自己，说对于他，是也可以，不是也?可以。?
奇怪的是，中国人崇拜这一位大师因为他是一个圣之时者——在中国这并不是一个可耻的名称——因为他对于人生的了解太深彻了，不能仅仅不矛盾便罢了。从外表上看来，对于他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钦敬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对他的尊敬，远过于更显赫的庄子或更适合逻辑的商鞅，或理论更透彻的王安石。关于孔子，除了他对于普通的东西的爱好之外并没有什么显著，除了放一些陈腐论调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的重要，最神圣的一件事便是他的伟大的人性观念。
比他更无趣味的人再也不会有了。要中国人才会崇拜这样的一个人，正好英国人才会崇拜麦克唐纳（Ｒａｍｓａｙ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麦克唐纳的政治生活是按照英国人的态度力求其矛盾，那是一种伟大的态度。一个工党分子的麦克唐纳，有一天踏上唐宁街十号的石阶，嗅到它的气息，感觉到愉快。他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而安全，他便要努力使它更为安全。达到了这个地步，他便要像孔子那样，毫不迟疑地把他的工党主张付诸东流了。因为孔子一定会赞成麦克唐纳的，正如他赞成约翰生博士那样。伟大的精神正是这样地超越了时代相接触了。
欧洲今日所需的和现在世界所需的，并不是更多心智上的伟人，而是生活的智慧。英国人并没有逻辑，可是有的是中国式的智慧。一个人觉得因为英国在那里欧洲人的生活一向较为安全，欧洲的历史的发展前途也更为稳健。使一个人觉得很确信的事情少得很，看见一个人对自己这样确信实在是一件好事。
英国和中国的最大分别，便是：英国文化更富于丈夫气，中国文化更富于女性的机智。中国从英国学到一点丈夫气总是好的，英国从中国多学一点对生活的艺术以及人生的缓和与了解，也是好的。一种文化的真正试验并不是你能够怎样去征服和屠杀，而是你怎样从人生获得最大的乐趣，至于这种简朴的和平艺术，例如养雀鸟，植兰花，煮香菇以及在简单的环境中能够快乐，西方还有许多东西要向中国求教呢。
有人说过，理想的生活便是住在一所英国的乡间住宅，雇一个中国厨子，娶一个日本妻子，结识一个法国情妇。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我们便会在和平的艺术中进展，那时才能够忘记了战争的艺术。那时我们才会晓得这个计划，可是我相信这样在生活艺术中的合作，将要形成国际间了解和善意的新纪元，同时使这个世界更为安全而适于居住。
东西方文化比较说纽约的饮食起居
住在纽约的中国太太喜欢纽约，成为宇宙之谜。始而百思不得其解，用心思维，才恍然大悟。没有问题，这奥妙在于“你自己来”四字，西文所谓ｄｏ ｉｔ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中国太太住纽约，生活比较简单，比较独立，比较自由。要洗衣服，你自己来，何等简单，要买菜，你自己来，何等独立。要烧饭请客，你自己来，不仰他人鼻息，何等自由。要擦皮鞋，你自己来，这是何等自力更生。听人家说，这就是人类平等，“德谟克拉西”。
我居纽约，先后三十年，饱尝西方的物质文明。尝细思之，方便与舒服不同，个中有个分别。居美国，方便则有，舒服仍不见得。远东文明，舒服则有之，方便且未见得。电梯、汽车、地道车、抽水马桶，皆方便之类。电梯、汽车、地道车、抽水马桶，却不见得如何舒服。长途驱车，挤得水泄不通，来龙去马，成长蛇阵，把你挤在中间，此时欲速未能，欲慢不得，何尝逍遥自在，既不逍遥自在，何以言游。一不小心，性命攸关，惊心吊胆，何来舒服。
地道车，轰而开，轰而止。车一停，大家蜂拥而入，蜂拥而出。人浮于座位，于是齐立。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前为伧夫之背，后为小姐之胸。小姐香水，隐隐可闻，大汉臭汗，扑鼻欲呕。当此之时，汽笛如雷，风驰电掣，你跟着东摇西摆，栽前仆后，真真难逃乎天地之间。然四十二街至八十六街，二英里余，五分钟可达，分毫不爽，方便则有，舒服则未。
德谟克拉西，必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必无佣人老妈。既已平等，何必老妈?于是烧饭，太太自己下厨，不靠别人，不受佣人的气。纽约太太，没有佣人问题，这是何等快活。于是上街买菜日劳，而烹调之术日进，又是何等可喜。大家就席，张太太恭维李太太：“你海参做得那么好!”“哪里!你的板鸭，才真够功夫。”于是操劳愈甚，精神愈好。平心而论，总比打麻将强。及至席终，端盘撤席，你自己来，客人亦急公好义，大家也来帮主妇忙，这是何等潇洒。而且操劳，于人身体是好的。
我一向最忌狗领狗带，未知狗领束缚脖颈，是何道理，然入乡随俗，亦自不欲长衫大褂，招摇过市，触人耳目，张大千弟兄来纽约，仍穿中装；甘地游伦敦，仍然赤膊。他人可以，我则未能，然张大千乌髯可掬，威仪棣棣，自有其一副气象，令人肃然起敬。我何人斯，走一条街，没人认识，最是乐事，所以一生不敢做官，即忌此黑领带。一人至带黑领带时，已无甚可说。利锁名缰，害人最大，交头耳语，始当权耍。东西皆是如此，不足为奇。我家居中服，出门西服。只要样样有一定挂处，三分钟内可以改装，毫无困难。以三分钟之麻烦，易数小时之舒服，仍是值得。东方男人穿裳，女人穿裤；西方男人穿裤，女人穿裳。今则西方小姐已改穿裤子，东方征服西方是必然之事。
纽约中国菜馆林立，越来越多。杂碎之谣，虽然可恶，千年皮蛋，更属荒唐。然中国杂碎寻常味道，已经确胜西方，所以风行也不足怪。春卷、馄饨、蘑菇鸡片（粤音拼作Ｍｏｏ Ｇｏｏ Ｇａｉ Ｐｉｅｎ）西人已经耳熟能详，独中国人吃来，北方味少，广东味多，求真正北平东兴楼之醋溜鱼片，宫保鸡丁，或四川的九曲回肠，干炒牛肉丝，几不可得。于是四川与江浙，混为一谈，江北与江南，菜馆无别。什么名菜，名存而实亡。香酥鸭香而不酥，回锅肉往而不回。天津馆可吃蟹壳黄，岭南春不叫涮羊肉。我走遍西半球，认为犹能保存真正北平菜者，惟有巴西圣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