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然在法国认识了一个真正的贵族，此贵族姓多纳诺，据说有皇族血统，祖上有位姑奶奶嫁过一个路易，还出过数不清的公侯伯子男。
此贵族住在一座十八世纪的蜂巢式古堡里，依山面水，四周绿树环绕，房间里到处摆着文物，连夜壶都是明朝的官瓷。肖然在这里呆了三个小时，喝了1978年的教皇新堡红葡萄酒，用银餐具吃了几只蜗牛和血淋淋的法式牛排，听了几首他叫不出名字的钢琴曲，心中隐隐约约有点自卑，说我比你有钱，但你比我过得舒服。说得贵族摇头而笑。送他们出来时，多纳诺随手搂着夫人的肩膀，他夫人也是满头白发了，下意识地拉过丈夫的手，在嘴边轻轻亲了一下，夕阳的余晖中，她的脸庞微微发红，表情羞涩而甜蜜，就像热恋中的少女。肖然看着，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眼角的肌肉微微地跳了一下，出来后默默前行，一直没说过话。
那是2001年11月，离他的死只有几个月。濒临死亡的亿万富翁看见了一个黄昏之吻，心中会想起谁？
那时韩灵就要满30岁了，肖然举起那杯造价不菲的美酒时，她正在回家的路上，口袋里装着她刚领到的一笔工资，987块。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小区的暖气断断续续的，有一天半夜被冻醒了，听见她妈在梦里大声咳嗽，韩灵拿出一床棉被，轻轻给她盖在身上，回到房里再也睡不着了，北风吹起雪花，呼呼地响，韩灵站在窗口，失神地望了一会儿，11月了，鞍山处处冰雪，但深圳应该还是一片青绿吧。
和所有离婚的妻子一样，韩灵伤心了大半年，刚开始每天都要哭几次，后来慢慢地学会了淡忘，不哭了，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1999年4月份，她在一家私人贸易公司里找了一份会计工作，一个月800块，每天早起上班，晚上回来就跟她妈抢着做家务，她妈也已经老了，一天咳到晚，咳得腰都站不直。慢慢就到了冬天，北方的冬夜漫长难熬，韩灵一边听着她妈的咳嗽，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电视，半天都说不上一句话。每当屏幕上出现卿卿我我的镜头，她就会悄悄地转过脸去，感觉心中迟迟钝钝地疼。她睡眠还是不好，一晚上要醒几次，有时候深夜醒来，看着空荡荡、黑漆漆的屋子，感觉自己就像住在坟墓里，一切都在变冷变硬，而她自己，早已成了一具不能说话的尸体。
女儿外表柔和、内心刚强，这一点韩妈妈比谁都清楚，劝也不能劝，说也说不得，有几次她心中恨极，提着肖然的名字骂，刚骂上两句，韩灵就冷着脸走开。韩妈妈看在眼里，心中疼得难受，到处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韩灵一开始不肯去，后来实在是不忍看那张愁苦的脸，硬着头皮去相了两次亲，一次是税务局的一个科长，刚离了婚，有个上初中的女儿，第二次见的倒是个单身，不过瘸着一条腿。两次相亲，韩灵都没怎么说话，静静地听科长吹自己的神通广大，听瘸子说自己的厚道和善良，听着听着她就会走神，想起肖然第一次约她时的情景：他穿一件崭新的红T恤衫，故作潇洒其实很害羞地问她：“晚上礼堂放《魂断蓝桥》，你想不想去看？”
那是1990年4月，花开草长，春光怡人，女生韩灵看得眼泪直流，男生肖然递给她一张纸巾，擦过泪后皱成一团。九年之后，她已经记不起电影的任何情节，就像当年的那张纸巾，沾满了她的泪水，最终却不知被扔在哪个角落。
韩灵离婚后在鞍山生活了将近四年，四年里越过越艰难。她刚回家时还有点钱，买了一套房子，添置了一些家具，剩下不到五万块。
那时鞍山的经济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大量产业工人下岗，乞丐越来越多，治安越来越差，经常听说抢劫杀人的恶性案件，有一次就发生在他们旁边的那栋楼，一对教师夫妇在家里被人活活砍死，财物洗劫一空，因为这事，韩灵至少有三天没敢出门。她有个比她大很多的表哥，小时候经常带她去厂里玩，现在两口子一起下岗，每月领两百块失业救济金，穷得连肉都吃不上。韩灵有次去他家，看见他们一家三口围着桌子吃馒头就咸菜，看得心里一酸，几乎掉下泪来，当时就下楼提了三千块钱，把表哥感动得浑身哆嗦，说老妹啊，有了你这钱，你侄儿就能继续上学了。表嫂当时大哭。韩灵坐了一会儿，越坐越难受，最后红着眼睛下楼。沉沉夜色中，许多女人像幽灵一样陈列在路边，表面欢笑，内心忧愁，不断骚扰着过路的单身男性，希望他们光顾自己不再年轻的身体，用最卑贱、最屈辱的方式来换取明天的生活费和儿子的书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