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武备从邢台四师回笨花，一百多里走了两天。过去向武备上学来回都坐火车，现在他必须走路。
向武备回家要走路，因为他不再是四师的学生，两个月前他成了一名冀南特区的游击队员，一名政治工作者。对于向武备来说，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投笔从戎。
向武备在邢台第四师范念书时只有两个愿望：一是当一名作家，确切地说是当一名剧作家；二是当一名世界语（Esperanto)学者。为此在学校里他有一个“春光剧社”，还有一个世界语小组。当了一名剧作家，他通读了外国的莎士比亚、易卜生，又读了中国的曹禺、夏衍和洪深①。但向武备崇拜的不是曹禺，不是夏衍，而是洪深。他效仿着洪深的剧本《五奎桥》，又汇集和运用了北方农村的素材，写出了一出叫《抗争》的剧本。这剧本写的是“九·一八”之后乡村农民和地主斗争的新故事。这年“双十节”时，《抗争》在学校演出，引起轰动。这时的学生们正需要这种富于激情的故事和血气方刚的人物来激励他们的斗志。这出《抗争》的演出，也引起了邢台警方的注意。警方把校长孟福堂传到警署说，最近邢台连续出事，事都出在四师。学生们反对旧式考试闹罢考，学生们对学校伙食不满组织伙食团闹罢食，都是你们学校内部的事，波及不到社会。可是你们演《抗争》是惊动了社会的。这等于给目前的局势火上浇油。不说别的，一出戏里光激进口号就有十几处之多，仅此一点警方就不能容忍……警方要求学校追查剧本的作者，并令校方把剧本封存上交。孟校长是倾向学生的，他敷衍警方说，那剧本只是口传，你一句我一句凑起来的，并没有正经作者。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警方最终也没从孟校长嘴里追查出剧本作者是向武备，但是孟校长也因袒护激进学生的罪名而遭免职，接替他的是一位留学日本的孙姓校长。孙校长名叫孙荫南，他一上任就推行起蒋总裁的新生活运动。他想以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来占领学生的课余时间，使学生们不再有旺盛的精力去参加别的进步活动。于是那个盾牌式的新生活运动的标记，以及“礼义廉耻”的标语顷刻间便写满、画满四师的校园。孙校长还将学校的周会变成精神训话会，训话时他亲自出马，讲些“攘外必先安内”的话。这正是“九·一八”之后，国人同仇敌忾的时候，孙校长说：“要讲安内，以鄙人的看法，必先管理好咱们的四师内部的事。”学生们听着这位孙校长的话，在下边偷着议论说：法西斯来了，法西斯来了！但“法西斯”还是暂时将四师学生们轰轰烈烈的事业镇压了下去。组织上要求同学们先静观局势的发展，不要轻举妄动。
这时向武备已经是有组织的人，他按照组织的意图，一时不再出头露面，只秘密阅读着组织上发给他的《北方红旗》和《向导》。向武备一边阅读着《北方红旗》和《向导》，也不忘他的世界语，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世界语水平有了提高，他用世界语写诗寄给《庸报》，他写《怒吼吧，长城》影射和歌颂的是宋哲元的长城抗战。他写《我有一朵茉莉花》，也是一首祭奠喜峰口抗战阵亡烈士的诗。向武备没有想到，这几首诗的发表再一次给他的学校生活惹了麻烦：警方按邮戳找又找到了邢台，邢台会写诗的自然又在四师，而四师懂世界语的人都在那个“Esperanto”小组里。结合那次演《抗争》的事件，警方把目标锁定在向武备身上。省里也注意起邢台四师的向武备，一道公事下到邢台，另一道公事下到兆州，警方要缉拿向武备。一天，有个卖文具的“货郎”来到邢台四师，悄悄把向武备叫到僻静处，没有寒暄，不说缘由，只让他必须连夜离开学校，到离邢台五十里的苏家营村去找一个叫苏老顺的人报到。向武备问货郎，他这次去的目的是什么，那货郎突然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就是爱问这问那，我只能告诉你，革命就是服从组织。”货郎的话很是让向武备意外，但他还是辞别了学校，连夜向东急行五十里，天亮时赶到了那个叫苏家营的村子，找到了苏老顺。原来苏老顺并不老，是个五大三粗的青年，并自称是代表组织接向武备的。苏老顺接了向武备，立刻马不停蹄地领他转移，然后又是转移。一连转移几天，向武备就成了冀南特区游击队的指导员。就在向武备不停地转移的同时，邢台警方包围了邢台四师，抓捕向武备扑了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