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学校公厕挑粪的时候，时常会与一个人不约而同地会师在粪坑前。他黑长脸，破草帽，裤脚上一定沾泥带土。一双黄胶鞋前面破了洞，鞋后跟挂着几条散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荒货。
看他两个特大型号的粪桶，谁都不可能知道他是个城里人。他姓余，人称“余老板”，因为多年前来此办鱼场，雇了一些帮工，就有了老板的身份。但他养鱼颇为不顺，不是碰上鱼瘟，就是碰上山洪，几年下来把几十万投资都赔光了。但他决不撤兵，依然在这里喂猪，打米，种田，育瓜菜，把鱼塘之外的经营范围越做越大，光是猪就呼噜呼噜喂了二十多头，简直是个劳动疯子。他没再雇工了，亲自来学校担粪，而且恨不得一肩挑上三担，选择的粪桶大得像粪缸。
他看上去也是五十岁左右的人了，还想当个农业李嘉诚？还想拿个农业奥林匹克奖？
我遇到他，免不了要向他讨教很多农事，关于母鸡不下蛋时该怎么办，关于西红柿枯叶是怎么回事。我在《齐民要术》一类农书里没法找到问题的答案。在这时候，他一五一十指教得非常详细，有时还叮嘱一句：你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一点好秧子。
他也
让人捎来过一些好秧子，还有防病治虫的报剪资料什么的。我去过他家。一路走去，发现他担粪的路途很远。他既然喂了那么多禽畜，家肥应该不成问题的，但还是一次次长途奔袭学校厕所，只差没把免费的大粪当作大锅饭，其种植野心想必无比辽阔。我看到了他满坡的菜，满垅的禾，满栏的猪，果然被他的产业规模所震撼。他的家倒像个叫化子窝，比一般农家还肮乱许多。几间借来的旧瓦房里，大锅里是半锅冷潲，母鸡飞上了灶台，留下鸡屎和草须。卧房里居然没有一两张像样的椅子，倒是有几口土砖可坐。一袋袋谷糠或化肥，堆码在大木柜旁，成了客人必须小心提防的路障。一张显然是借来的破床上，被子也没叠，堆成一团，压住了两本破杂志，不知主妇是没时间打理，还是没心情打理。
我在这里没说上多少话，因为他实在太忙，没功夫陪我多说。刚从地上大汗淋淋地回来，就有农民来求他打米，有农民来买他的鸭蛋。这里还没做完，又来一妇人请他去给鸡诊病，简直一刻也不让他消停。
主妇回来了，忙着切猪菜和熬猪食，也顾不上与我多说。看得出她累得都直不起腰了，一络汗津津的头发搭拉在前额。
“你们太能干了，承包了这么多地。”
她冷笑一声：“这不是发疯么？我一直没搞明白，这里是有一团金子呢，还是有一团银子呢？放着好日子不过，跑到这里来打鬼。”
“倒也是，不年青了，心不能太大，能做多少算多少，悠着点。”
“他恨不得一天有三十六个钟头，恨不得我一个人长出八只手！”
我看见她坐的一张椅子偏偏欲倒，“你们至少应该打几件家具，再把房子修整一下。安居乐业么，先安居，后乐业。”
“谁说不是呢？说是今年冬天要搞一下的吧？不过，搞不搞，怎么搞，我都随他。”她懒得往下说，看着门外的斜阳，一脸嫁狗随狗的愁怨。
后来我知道，余老板与我还是中学同学，只是不同年级。当年他是“井冈山”的，我是“红造会”的，两派操着五四手枪、手榴弹以及砖块铁棍互相恶斗的时候，说不定我们还交过手，只是没有互相记住面容。后来大家统统滚下农村，他去了另一公社，与我所在公社不算太远。我们说不定在长途汽车上或集镇上也见过面，只是没有特别的交道。不久前，几位老校友来乡下看我，其中一位女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他闻讯后立即提一条大鱼来款待客人，但自己决不留下来吃——其实是忙得没功夫入席。
看着他叭嗒叭嗒远去的两只泥脚，我的客人都好奇他的忙碌。照理说，他在城里有房子，有退休金，自己做生意还赚过两笔，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来此搞得一身泥脏水臭？搞得老婆满腔怨气以至每次见客都要开一场控诉会？他是想发财吗？好像不是。凭他一位叔叔的局长身份，他在城里随便开个什么店，帮个什么工，也少不了这一份收入。相反，他在这里给东家诊鸡病，给西家送菜秧，到处指导杀虫和果树接枝，完全是个义务的农技推广机构——能发出个什么财？他还养了条大洋狗。那畜牲大如一头小牛，立起来有人高，一天要吃一两付猪肺，害得他老婆三天两头就去集镇找猪肺，光是车票钱和猪肺钱都不知赔了多少——有这样发财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