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次演讲后的随想(2)

　　“什么是诗歌节”，“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举办诗歌节”，因为，没有议会的批准，天大的好事，她也办不成。
　　所以，那天听着演讲，我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由于议员对行政分支的工作支持，是有一个上下限的幅度的。只要在这个幅度之内，纵有新闻监督在，都往往奈何不了一些出于私心却冠冕堂皇的阻挠。那么，假如你知道，在当时当地的议员水平下，你特立独行的后果，不仅是个人要承担压力，而且是你建设城市文化构架的理想要因而受挫。也就是说，你支付的将是损害公众利益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坚持你的“不随俗”吗？你还有这个信心，相信自己不随俗是道德上正确的吗？
　　我知道，这是一个几乎两难的问题。在民主社会，这样的难题却也是经常出现的。这其实是“民主制度”经常在支付的代价。民主制度甚至通常是低效的，因为监督程序本身，就是在消损效率。那么，假如一个社会的国民和精英是素质低下的，假如一个社会是缺乏敬业精神和严谨的职业道德传统的，假如一个社会是习惯于明争暗斗而缺少宽容共存、携手共进的风尚的，假如一个社会的民众是不习惯谦卑自省、也从无敬畏之心的，它所走的道路，就还要艰难得多。因为制度的演进，是和人的演进同步的，制度只是这块土壤自然长成的树木。而在一块正试着要移栽他方树木的土地上，还有改良土壤的工作要做。这种改良，要从孩子们读的童话书做起，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否则，野火易起，活民主之树难矣。
　　那么，曾经在操作困境中挣扎过来的龙应台，是否就对信念发生动摇了呢？她的一席话让我深为感动。龙应台说，人们经常批评和嘲笑台湾的“议会”里出现的打架、拉头发、丢瓶子。可是，她自己出生在1952年，在她出生的那一年，台湾的报纸上隔三差五地就会出现这样的消息，
　　“今天有三名（或者五名）匪谍伏法”。她曾亲历台湾的专制岁月，看到自己的朋友无端失踪，再过二十年出来，却已经精神失常。因此她认为，无论怎样打架，都比暴政要强。
　　龙应台还谈到，她从一个作家，突然变成一个文化长官。手里的“权”常常是以“钱”的形式出现的。捏着手里的钱，看到一个卖菜的老太太，她都会想，我手里的钱还有这位老太太的一份税金。假如我不认真考察就建立项目，假如我建立的项目是错的，那么，我决定盖的音乐厅，就可能只是在那里养蚊子，又如何对得起民众交到自己手里的辛苦钱。除了对于钱的谨慎，龙应台也在试着建立一些制度，让企业捐款者和文化项目之间产生契约关系，尽可能使得她曾经介入的地方文化事业，能逐步脱离个人的人情关系，能够持之以恒地走下去。
　　龙应台对于“权”的这种惶恐，甚至延续到今天。在她离开“体制”，重返独立作家身份的今天，她说自己仍然会有这样的疑问，手中的“笔”是否就比“权”更轻飘？在你写出什么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假如用笔不当，也可能带来你所看不到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龙应台觉得自己要比以前更慎重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文字。会引出这样的反省，也许是龙应台在“当官”前，所没有想到的吧。
　　我不由地想到，对龙应台来说，也许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位置，更容易保有高风亮节之形象。而她进入体制“当官”，竟是因为看到细细节节的文化建设工作也要有人做。如此一脚踏进“体制”，要支付多少心力，才能获取一点一滴的进展，只有她自己能够体会了。我自己以前很少这样深切地想过，作为一个体制外的文人批评者，其实有更容易更轻松的一面，所以也许就并没有理由因此轻薄许许多多在体制内的、从事建设性工作的、推动着渐进改革的人们。他们大多是没有名气的，甚至是被误解的。然而，假如没有他们在一片需要改良的土地上默默耕耘，而只有燃野火者，那么当春天来临，也未见得就能够快快长出健康丰润的树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