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事和街坊邻居眼中，长相憨厚，为人实诚的刘全保是个可以让妻子“放心”的老实人。但是，刘全保却并不放心妻子一个人在家照顾老小。他计划过两年就离开北京，回家做点小生意，“总不在一起，一家人就生疏了，在农村一个女人持家不容易，家里也不能总没有男人。”
由于城市生活压力较大，子女教育门槛较高，像刘全保这种，丈夫在城打工、妻子在家抚养孩子，或者夫妻同在外打工，将孩子交由老人抚养，已经成了中国大多数已婚农民工的家庭模式，而这种模式，让分居两地的家庭成员都承受着滋味各异的孤独和牵挂。
都市角落中，不可忽视的情感诉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全国农民工的总数已经超过2.5亿，平均年龄36岁。这个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进城大军”，他们城市底层辛苦奔波的同时，还要忍受异乡的孤楚和情感的压抑。
“谈到都市婚恋话题，我们往往只关注都市中的白领，却忽视了同样在城市中生活的青年农民工群体；谈到进城的农民工，我们往往关注他们欠薪问题，关注还在家里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而农民工自身的情感需求往往又被忽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农民工群体的情感问题如果持续被边缘化或者处理不好，会在城市和农村中衍生出诸如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夫妻分居造成的离婚问题、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等等“问题链”。
自2010年开始，由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南京市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联合进行的“农民工幸福感”相关调查也显示，在农民工认为可以增加自己幸福感的前四位主要因素中，“家庭”和“情感”已经超过“事业”和“收入”，成为决定农民工幸福感的前两位因素。
对于农民工群体中存在的情感诉求，周孝正表示，用工企业要充分考虑到农民工的精神需求，给予他们休闲娱乐、休假探亲的时间和条件，工会、团组织、妇女组织要多组织农民工群体的相亲交友的活动，在他们遇到情感问题时，及时给予心理辅导。但是周孝正同时强调，这些的前提是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如果连拖欠工资，超额加班都没解决，很难谈及精神文化保障。”
周孝正称，解决农民工婚恋尴尬的根本，还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外来人口融入城市文化，让他们在城市中获得情感满足，根本上要解决的就是取消他们融入城市的制度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