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读不厌(2)

    新诗或白话诗，和白话文，都脱离了那多多少少带着人工的、音乐的声调，而用着接近 说话的声调。喜欢古诗、律诗和骈文、古文的失望了，他们尤其反对这不能吟诵的白话新 诗；因为诗出于歌，一直不曾跟音乐完全分家，他们是不愿扬弃这个传统的。然而诗终于转 到意义中心的阶段了。古代的音乐是一种说话，所谓“乐语”，后来的音乐独立发展，变成 “好听”为主了。现在的诗既负上自觉的使命，它得说出人人心中所欲言而不能言的，自然 就不注重音乐而注重意义了。——一方面音乐大概也在渐渐注重意义，回到说话罢？——字 面儿的影象还是用得着，不过一般的看起来，影象本身，不论是鲜明的，朦胧的，可以独立 的诉诸感觉的，是不够吸引人了；影象如果必需得用，就要配合全诗的各部分完成那中心的 意义，说出那要说的话。在这动乱时代，人们着急要说话，因为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小说也 不注重故事或情节了，它的使命比诗更见分明。它可以不靠描写，只靠对话，说出所要说 的。这里面神仙、武侠、才子、佳人，都不大出现了，偶然出现，也得打扮成平常人；是 的，这时候的小说的人物，主要的是些平常人了，这是平民世纪啊。至于文，长篇议论文发 展了工具性，让人们更如意的也更精密的说出他们的话，但是这已经成为诉诸理性的了。诉 诸情感的是那发展在后的小品散文，就是那标榜“生活的艺术”，抒写“身边琐事”的。这 倒是回到趣味中心，企图着教人“百读不厌”的，确乎也风行过一时。然而时代太紧张了， 不容许人们那么悠闲；大家嫌小品文近乎所谓“软性”，丢下了它去找那“硬性”的东西。
    文艺作品的读者变了质了，作品本身也变了质了，意义和使命压下了趣味，认识和行动 压下了快感。这也许就是所谓“硬”的解释。“硬性”的作品得一本正经的读，自然就不容 易让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于是“百读不厌”就不成其为评价的标准了，至少不 成其为主要的标准了。但是文艺是欣赏的对象，它究竟是形象化的，诉诸情感的，怎么 “硬”也不能“硬”到和论文或公式一样。诗虽然不必再讲那带几分机械性的声调，却不能 不讲节奏，说话不也有轻重高低快慢吗？节奏合式，才能集中，才能够高度集中。文也有文 的节奏，配合着意义使意义集中。小说是不注重故事或情节了，但也总得有些契机来表现生 活和批评它；这些契机得费心思去选择和配合，才能够将那要说的话，要传达的意义，完整 的说出来，传达出来。集中了的完整了的意义，才见出情感，才让人乐意接受，“欣赏”就 是“乐意接受”的意思。能够这样让人欣赏的作品是好的，是否“百读不厌”，可以不论。 在这种情形之下，笔者同意：《李有才板话》即使没有人想重读一遍，也不减少它的价值， 它的好。
    但是在我们的现代文艺里，让人“百读不厌”的作品也有的。例如鲁迅先生的《阿Ｑ正 传》，茅盾先生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笔者都读过不止一回，想来读过 不止一回的人该不少罢。在笔者本人，大概是《阿Ｑ正传》里的幽默和三部曲里的几个女性 吸引住了我。这几个作品的好已经定论，它们的意义和使命大家也都熟悉，这里说的只是它 们让笔者“百读不厌”的因素。《阿Ｑ正传》主要的作用不在幽默，那三部曲的主要作用也 不在铸造几个女性，但是这些却可能产生让人“百读不厌”的趣味。这种趣味虽然不是必要 的，却也可以增加作品的力量。不过这里的幽默决不是油滑的，无聊的，也决不是为幽默而 幽默，而女性也决不就是色情，这个界限是得弄清楚的。抗战期中，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的 读众大大的增加了。增加的多半是小市民的读者，他们要求消遣，要求趣味和快感。扩大了 的读众，有着这样的要求也是很自然的。长篇小说的流行就是这个要求的反应，因为篇幅 长，故事就长，情节就多，趣味也就丰富了。这可以促进长篇小说的发展，倒是很好的。可 是有些作者却因为这样的要求，忘记了自己的边界，放纵到色情上，以及粗劣的笑料上，去 吸引读众，这只是迎合低级趣味。而读者贪读这一类低级的软性的作品，也只是沉溺，说不 上“百读不厌”。“百读不厌”究竟是个赞词或评语，虽然以趣味为主，总要是纯正的趣味 才说得上的。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０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５日《文讯》月刊第７卷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