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依然无法完全为他本人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奴性辩护。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很清楚这一点。其实，写作的莫言一直在批判做人的莫言。他在《生死疲劳》中，让“莫言”小丑化，在《酒国》中让“莫言”庸俗化，都可视作一种间接的“自我赎罪”行为。在莫言那里是一种充满了反讽的和意义悖谬的东西，这不仅是针对现实世界的，同时也是针对他自身的和普遍人性的，这也正是莫言文学批判的深刻性所在。底层生活经验，练就了他的这种狡兔一般的生存本领。一方面是强烈的介入，一方面是委蛇的闪躲。这就是莫言的“话语策略”。因此，他的批判有时看上去像是在献媚，同时，他的献媚，有时看上去像是在批判。这是莫言的狡诈之处，也是他的危险之处。
莫言本人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鲁迅的寓言《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让他印象深刻。而今天看来，鲁迅的这个寓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一幅莫言的精神肖像。作为北方农民的儿子，莫言温柔敦厚、谦和老实。然而正如《檀香刑》中的高密县令所说：“本官一向认为，老实就是聪明。”在现实的公共领域里，莫言是则“聪明人”。这个聪明人谨小慎微，善于投机取巧，在需要表明立场的场合，却闪烁其辞，王顾左右而言他。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中，谈到了歌德和贝多芬的为人处世之方式的比较，为自己的怯懦和圆滑寻找辩护。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来看，这是一种十足的“乡愿”哲学。不过，“乡愿”虽是道德的敌人，还不至于被道德原教旨主义者推向判罪的审判台。而身为官方作协副主席，则是一个在当权者面前唯唯诺诺，卑躬屈膝地抄录独裁者文艺训令的“奴才”。毫无疑问，这是当代中国作家普遍的精神病症。
但是，诺贝尔文学奖显然不是对“聪明人”和“奴才”的莫言的褒扬，虽然它被人们怀疑有这种效果。作为文学家的莫言，是一个在文学中充满对权贵的尖刻嘲讽、对罪恶的愤怒诅咒和对不公的高声抗议的“傻子”。或如莫言本人所说的：“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他的愤怒的利刃，必须裹挟在一大堆废话的刨花当中扔出去。或者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生死疲劳》等作品中那样，假装借助“傻子”及其变种——盲艺人、酒醉者或驴子等家畜——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愤勇敢的抗议之声。
今天，围绕着诺贝尔神坛上的这份文学祭品，人们议论纷纷，从各自的角度上看到了各种不同的莫言，并加以赞成和反对，争执不休。这场争论才刚刚开始，而我的文章则应该结束了。在鲁迅寓言中，“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这个角色最容易被忽略的。获得诺奖之后的莫言，堪称文学之王。然而，他会成为寓言中的那位“主人”吗？
【原载《号外》2012年第11期，原题《莫言，或文学应该如何还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