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１８〕之道却在于挖。其实，劳力之
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十二月十日。
三 最先与最后
《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１９〕这虽是从我们这样
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拚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
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嫘了。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２０〕所以凡事都
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
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
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
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
而不舍”〔２１〕的人们也一样。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
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
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
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
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
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
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
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
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
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四 流产与断种
近来对于青年的创作，忽然降下一个“流产”的恶谥，哄然应和的就有一大群。我现在
相信，发明这话的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不过偶尔说一说；应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世事
本来大概就这样。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
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天才，就不要生
；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
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
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
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
。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
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
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
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
，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
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
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
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
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２２〕，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
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
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
产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北京《国民
新报副刊》。
〔２〕 一个阔人 指章士钊。关于读经“救国”，参看本卷第１３１页注〔１１〕。
〔３〕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语见《论语·学而》。“说”同“悦”。
〔４〕 开学校，废读经 清政府在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
后，不久就采取了一些改良主义的办法。戊戌变法（１８９８）期间，光绪帝于七月六日下
诏普遍设立中小学，改书院为学堂；六月二十日曾诏令在科举考试中废止八股，“向用四书
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５〕 “钦定四库全书” 清代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设立四库全书馆，把宫中
所藏和民间所献书籍，命馆臣分别加以选择、钞录，费时十年，共选录书籍三千五百○三种
，分经、史、子、集四部，即所谓“钦定四库全书”。它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保存和整理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