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质是拍电影的最高形式
—— 2013 奥斯卡巡回点评
2013年奥斯卡最佳电影《逃离德黑兰》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剧情比较简单：由导演本阿弗莱克饰演的男一号门德斯CIA救援专家，为了营救在德黑兰暴动中被困在加拿大使馆的六个美国外交人员，想出了和好莱坞制片人合伙拍假科幻电影，去伊朗取景的故事。主人公的塑造上符合好莱坞传统编剧法：主人公身处内外双重压力，内部身处家庭事务压力下分居痛苦，而外部则是在伊朗政府众目睽睽之下把“六君子”救出来。过程简单说就是哥们“慷慨拍电影，差点做伊囚”，在飞机起飞前最后一秒，带着六君子成功逃离德黑兰。
作为本次活动的最大贡献者，门德斯最后领了一个秘密颁发，又要秘密收回美国特工最高奖项，秘密到连他儿子都不能知道。而鉴于秘密任务的保密需要，必须等到18年之后的1997年，整个营救过程才能对外解密。影片最后男一号“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回归平庸日常的家庭生活。至此男一号内外双重矛盾同步解决。
细细一想，此片在2013年奥斯卡上的获得最佳电影并不意外，其背后彰显的就是美国式主旋律的胜利。
美国式主旋律和我们司空见惯的主旋律截然不同。他们崇尚的是人性基本面的最终胜利，而背后隐藏的价值观是政府决定往往是不可靠的。《逃离德黑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剧情中，门德斯和之前连续热播的美剧《24小时》里的“鲍小强”---杰克鲍尔一样，经常面对着被自己人“出卖”背后插刀窘境。比如说营救行动迫在眉睫，忽然门德斯收到了中情局上司的电话，行动取消。改成武装救援，理由只是因为当局无法接受行动失败后的重大恶劣影响，潜台词是可能影响到执政者和执政政党连任。门德斯“临危抗命”，即使是十二道金牌也没召回。而反过来，因为门德斯冷静的判断，他意识到此刻武装救援绝非第一选项。历史也证明了本次行动之后的一次大规模武装救援人质行动以失败告终，八名执行任务的美国士兵因此葬身沙漠。门德斯的坚持让他CIA的同事们开始集体抗命，颠覆了白宫发出的命令，反而努力说服了白宫按照他们的意愿来配合远在德黑兰行动的门德斯。最后按照原定方针圆满地解决难题。行文至此，可能有些朋友要问了，你这么说那是因为结果圆满，那如果这事儿办砸了，怎么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只能这么解释，首先用人不疑，既然CIA作为特工最高机构，他们作为内中行家自然知道此时需要咨询谁，找谁来执行任务，既然挑选了他们信得过的门德斯，又在方案经过当局反复论证通过之后。那么此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军事行动的最高原则，显然只有战场第一线的人才知道情况瞬息万变。
质疑政府的权利，甚至质疑政府的权威性都植根于每个美国人思维深处。譬如说一再被人诟病的美国枪支泛滥问题，其实这和美国建国伊始的情况相关。由十几个邦联成立的合众国是后天建立的政府组织形式，而每一个美国人来到这一片土地伊始，就天然享受到佩戴武器枪支的权利，这是白纸黑字写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上的。这是从法理逻辑上是鸡和蛋的关系。同样也因为轮流执政的关系，批评政府，质疑政府成为了爱国者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美国第三任总统也是史上最杰出的总统之一，《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就曾经在200多年前的费城说过：“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
而好莱坞的电影人，也将这个理念灌输进了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消费品之中，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政府开始作恶的时候，每个自然人都有权利Say No.”最近的例子就是最新美剧：怀揣十八颗核弹的核潜艇《破釜沉舟》。
一个好的体制是允许每个人批评，讽刺甚至质疑。因为倘若批评无自由，那么赞美无意义。与之相反，一个坏的体制无论开篇多么高尚伟大，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督修正也会慢慢沦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保护伞。
本片在拍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评判伊朗，在美伊关系如此紧张的今天，导演踢了一个漂亮的弧线球。全片基本回避了对伊朗怎么看，怎么评价的难题，只是在最后用一个小小的幽默，空姐对大家说：“现在大家可以在飞机上饮用酒精饮品了，因为我们离开了伊朗领空。”不过，话说回来，70年代末坐飞机还真是舒服，乘客堂而皇之抽烟也没人管。
颁奖之前，好莱坞众多媒体甚至包括本届奥斯卡的主持人在内都对本阿弗莱克没有得到最佳导演的提名而愤愤不平。
甚至有评论人以“阿弗莱克被打劫”为标题表达不满。不过在金球奖媒体发布会上，40岁的本阿弗莱克倒是幽默地回应：“其实，我也没有得到奥斯卡最佳男主演的提名（《逃离德黑兰》他同时饰演男一号），不过，在这一点上，看起来没什么人同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