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这个故事。
无论从什么地方讲，都有一种痛在心里搅动。
44年前，1961年，有一个叫马景然的高中生，考入了解放军西安炮校，成为一名女兵。她很开心，不仅仅是穿上了军装，还因为她的恋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炮校。或者反过来说，她是跟她恋人一起参军的。恋人叫任致逊，其父母和她的父母是好朋友，两家都是抗战干部，关系很好，他们从小认识，可谓青梅竹马。
他们到部队的第二年，就赶上西藏部队招收外语干部，从他们学校挑选一百名学员进藏学外语（学校开设了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专业）。任致逊被选上了，马景然得知后也坚决要求去。领导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也特批她加入了进藏队伍。这样，马景然成了那支队伍里唯一的女兵。
年轻的队伍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在兰州，他们与从北京选来的另一百名高中生汇合了，马景然就成了二百个学员里唯一的女兵。然后他们又从兰州出发，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进拉萨。一路上火车换汽车，汽车换步行，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到拉萨后，正赶上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打响，学习的事自然推后，他们全部投入了工作。
仗打完后，他们前往建在西藏扎木的西藏军区步兵学校，在那里读书学习。马景然是学校里仅有的女学员。他们在扎木度过了三年时光。尽管有种种的不便和困难，但对马景然来说，那三年是她最安宁最幸福的三年；守在爱人的身边，潜心读书。
1967年他们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两个都留校当了教员。我相信这其中也有领导的一片心意，想让他们在一起。于是他们打算马上结婚。从1961年进藏，他们已经等了六年了，实在该结婚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1967年10月，亚东方向发生了炮战，两人将婚期再次推后，前往部队参战。任致逊直接去了亚东前线指挥所，马景然在军区联络部工作。分手的时候他们重新约定，等这次战事结束后，就结婚。
可是——又一个“可是”，我怎么也逃不开这个可是——任致逊到亚东没多久，就壮烈牺牲了：一发炮弹直落他所在的指挥所，他被击中腰部，当场牺牲。与他一起工作的另外两名同学，一名牺牲，还有一名重伤。上级将这一噩耗告诉马景然时，怎么也不忍心说任致逊已经牺牲，只说负了重伤，正在抢救。马景然焦急万分，恨不能立即飞到任致逊的身边去。
部队马上派了辆车，送她去亚东。车是一辆老式的苏联嘎斯车，一个干事陪着她，急急的上了路。从拉萨出发，过羊八井，再翻越雪古拉山，然后下山，然后到了一个叫大竹卡的地方。
就在那个叫大竹卡的地方，他们的车翻了！马景然因为一路悲伤哭泣，完全没注意到车子发生意外，她坐在后面，即一头栽到前面，额头撞到车前玻璃窗的铁架上，血流如注，当场牺牲。
我听到这里时，惊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在马景然的二百个同学里，有一个，是我认识的王将军，是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王将军已经退休，他曾在日喀则军分区当过五年的政委，每一年，他都要去为他们两人扫墓。每次扫墓，他都会生出一个强烈的心愿：如果能把两人的灵丘合葬在一起该多好。他们那么相爱，那么想在一起，生不能如愿，死后也该让他们如愿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将军说，他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他只是将两上的陵墓进行了修缮。
王将军的心愿也成了我的心愿。我把这个惨烈的爱情故事，讲给了一位仍在西藏任职的大校听，大校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在日喀则任现职的另一位大校听。那位大校被感动了，说，我去办。
一周后，我终于等到了回复。出乎我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现将日喀则民政局的信抄录在这里：日喀则地区烈士陵园现葬有1967年10月在亚东炮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任致逊和其在同一部队服役的女友马景然（在大竹卡翻车事故中牺牲）的两位灵丘。根据其战友意愿，现要求将两个灵丘合葬在一起。经我局了解，合葬一事既不符合国家规定，同时又将违背当地的民族风俗。故不适宜掘墓合葬。 2005年7月22日
无论怎样，民政局的同志是对的。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王将军，王将军也这样说。仔细想想，我们提出的要求的确不妥。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而且那是烈士陵园，又不是其他墓地，怎么可能随意掘墓合葬呢？我们只从感情出发了，没考虑周到。
当然，我们也没错。
爱不会错。他们相爱。我们爱他们爱情。他们的爱情在越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风沙、人世沧桑后，依然鲜活。
我知道他们至今仍彼此相爱着。
你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