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苹果，坏苹果(2)

 
2013年一年，蒂姆·库克高调造访中国，在中国正在进行全国最高政治会议的期间，会见了北京市代市长王安顺，向对方承诺会在北京投资建设研发中心，将App Store应用商店和iTunes服务器在张家口进行部署，也方便北京对其进行管理。而在2月底，蒂姆·库克改变了主义——或许是认为将给苹果贡献超过40亿美元收入的App Store放在一个陌生的国家进行国内数据的监管，是一个不太稳妥的选择，蒂姆·库克在没有知会北京的情况下，采用了ChinaCache的CDN服务，将数据“间接”的落地到了中国境内，聪明的既符合中国政府要求，也没有真的交出苹果公司对应用程序的管理权力。
 
美国词典里并没有“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个词，蒂姆·库克似乎认为他代表苹果公司，能够在谈判桌上利用一些伎俩来取得主动权，然而，他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玩弄的对象究竟是谁。
 
结果，玩砸了呗。
 
中国这边，正值中兴和华为遭到美国法院起诉而难以烟下一口恶气，看到苹果又是如此表里不一，自然不会再给苹果面子。
 
所以，整个事件，和“自由”、“抗争”等根本就是毫无关系的，了解美国科技业界的人都明白，苹果和Google是截然不同的两家公司，后者倡导互联网上的文明形式，并希望借此改变社会生态，有着来自创始人的强烈理念，而前者，信奉商业至上主义，唯一的愿景就是通过产品去征服市场，然后给投资者带来持续丰厚的回报。这个差别的现实体现就在于，Google出事的第二天，就有数以百计的“谷粉”自愿前往清华科技园Google驻中国办事处献花，而苹果被搞了这么多天，收获的其实多是基于网民对央媒的不满而附加出的逆反支持，被迫道歉后还有那么一批用户在寻找能够持续占苹果便宜的机会。
 
2010年，苹果曾经在App Store的应用程序审核中，将美国漫画家Mark Fiore的个人作品App拒绝，认为它违反了苹果App Store开发者计划许可协议3.3.14条款，涉及“诽谤性内容”，会引发“用户反感”。没过多久，Mark Fiore荣膺了美国新闻媒体从业者的最高奖项“普利策奖”，而苹果竟然拒绝了普利策奖的得主作品登陆App Store，这也成为了当年美国的一次笑闻，几乎从来不道歉的乔布斯也在当年作出了罕见的道歉，称“这是我们犯下的一个错误，我们正在改正它。”并且重新邀请Mark Fiore提交他的应用程序。
 
这就是苹果。
 
它并不高尚，也不算卑劣，它计划并已经造出了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科技产品，但同时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使命感，它希望改变世界，但那是为了带来商业市场的利润，而没有太多的道德标尺和是非判断，它想进一步耕耘中国市场，却不小心得罪了中国的管理者，它做出了道歉，但无法预知会得到如何的回应，它也许还能继续改变我们对于科技产品的定义和使用方式，然而，我也不会对它有同情或是热爱的感觉，因为，苹果确实一直在“Think Different”，Very Different，So far away from 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