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蒸汽熨斗把手(2)

　　    没有感受！我啪地扣上电话。全国的观众！我竟生起无名火来了。为什么渡边升那莫名其妙的事情总要没完没了地来烦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并没有请求渡边升"在这窗户下面画个熨斗"！渡边升（那个混帐酒精中毒者）
　　是在走过这所公寓前面时决定画一幅蒸汽熨斗的。这与我毫无关系。我只想一边听亨德尔的小提琴协奏曲，一边安静地写诗，而渡边升却将这破坏殆尽。
　　之后，《月刊书角》和《玛丽克莱》也打来电话，都是打算拍一张我站在窗边的照片，然后再接受他们的简单采访。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傍晚，《星期五》杂志打来电话，希望拍一张我穿着皱巴巴的衫衣、手攀窗沿、身子吊在外面的照片。"这是幽默摄影。幽默。"对方说道，"也就是说，光有把手可熨不成衣服……"
　　"想耍弄我？混帐东西！"我大声吼道，挂断电话。我怒气难消，把手里的铅笔折成两半，咖啡杯摔到地板上，顺手抄起手边的《唱片艺术》一撕两半。为什么我要在隆冬里穿一件衫衣在四楼的窗户外悬着？简直是神经错乱。
　　
　　    然而，对《星期五》大发雷霆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在第二周的《星期五》杂志上，醒目地刊出了一幅一名年轻女于正推门进入我房间的照片。虽然该女子是出版社派来取校样的打工的学生，读者却是不知道的。
　　    "不出所料--如此利用确是不失时机"--照片的旁注文字--"因为住在有名的'中断的蒸汽熨斗把手'的上方，竟悄俏地带女孩子到房间里了，令人艳羡不已。这名M青年是'正在成名的诗人'，这次却以住在渡边升的名画上方而出名了……"
　　    真是太过分了。自两个月前与女朋友不欢而别之后，我一次也没有带过女孩子进房间。那名取校样的女学生因赶着送回去，茶也没喝，只待了五分钟。我立即打电话到《星期五》编辑部，要求对方更正并道歉，对方却不屑理睬。
　　    同住这一幢公寓的人对此自然就冷眼相待了。一向热络的鱼店老板娘也不再打招呼了。小学生不肯和我同乘电梯。时不时有骚扰电话打来，连邮件也被涂上狗屎。
　　    "你呀，还年轻，在所难免，不控制一下自己的话……"公寓的管理人来到我房间里说道。
　　    "控制！"我火冒三丈，"我要控制什么？！"
　　    "哎、哎，你别冲动。这也不算指责什么。我年轻时不也是这样玩过来的吗？那时候在上海……"
　　"我管你在上海还是在哪里！"我"砰"地关上门。真要被逼疯了，还扯上上海！
　　    一名自称是照片上的女学生的哥哥的人打来了电话，告诉我说，他的妹妹也不去打工了，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还问是怎么一回事儿。这种问题问我也是毫无用处。
　　    "这事很抱歉，不过我没有办法。"我答道。
　　    "'没有办法'？喂，她可是没结婚的姑娘啊，你知道什么叫'责任'吗？"
　　    "那你想怎么办？"
　　    "我不是不知道怎么办才打电话给你吗？！"对方说道。
　　这个电话磨了一个小时，以对骂告终。我照照洗手间的镜子，瘦得双颊下陷，这样子更写不出诗来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混蛋渡边升。他要是不冒出来的话，这些倒霉事根本就不会有。
　　    我给《鸽子哟！》编辑部挂电话，说明推迟交稿的原因。
　　    "啊……是嘛，"责任编辑打着呵欠说道，"那可是件大事情啊。你那儿确实不是写诗的环境。"
　　    "你肯定会这么看的。"我赶紧说道。
　　"不过不要紧嘛，包在我们身上啦。这事情一定干得漂漂亮亮的，本社干这种事最拿手啦。"
　　    "怎么回事？"
　　"你读读明天的晨报就明白了。"
　　
　　第二天一早，6时不到我就起了床，第一件事就是翻开报纸。我要找的新闻出现在
　　社会头条：
　　
　　        渡边升负重伤   制作壁画时手架倒塌
　　        以壁画艺术而闻名的渡边升（43岁）于12日下午1时15分左右，在稚内市某酒店的壁面上制作壁画时，脚手架倒塌，从17米高处摔下，右脚和肋骨骨折，由于伤势严重，估计需卧床四个月。他的助手山口昌弘（31岁）头部撞伤，现住院接受检查。渡边和山口于去年9月也曾发生同样的事故，到去年年底刚出院不久。主治医师说道："幸好是跌落在道边堆积的积雪之中了。"（中略）事故前渡边升刚好画完15米长的焊钳的柄部。
　　   
　　"不出所料！"我想。这样一来，新作《中断的焊钳柄》就完成了。还得在医院里待上好一阵子的渡边升和山口虽然很可怜，但原因是出在他们自己身上，只好忍着点儿了。此外，如果这期间内，绘制中的画出现"符号性收敛"的话，渡边升还不能说是费力不讨好吧。
　　    由于有轰动性的新作完成，人们的注意力便转向稚内市的《中断的焊钳柄》，我窗下的《中断的萎汽熨斗把手》一下子冷清起来了。窗下几乎再难找到脖子上上吊着照相机的人，杂志要求采访的电话也绝迹了。
　　    平静的生活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一边听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一边伏在桌上写诗。没有谁再来妨碍我了。
　　仅仅三个星期之后，人们已彻底忘掉《星期五》上刊登的照片，鱼店老板娘又跟我打招呼了。只有公寓的管理人像腺病体质的大象似的，总是抓住这段记忆，有时在走廊相遇，还絮絮叨叨地搭话："不过，年轻总是一件好事呀。"我对此概不答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