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弹子球(3)

　　 直子17岁那年秋天，井匠被电车轧死了。倾盆大雨，加上又喝了冷酒又耳朵不灵的缘故。整个人被轧成万千肉片飞溅到四下的荒野，用铁桶回收了五桶。那时间里七个警察不得不用顶端带钩的长竿驱赶饿狗群。但还是有大约一桶分量的肉片落进河中冲人池塘，成为鱼食。
　　 井匠有两个儿子，两个都未继承父业，离开了此地。自那以来，这一带出好水的井就变得宝贵了。
　　 我喜欢井。一见井就往里投石子。再没有比石子打在深井水面时那一声令我心怀释然的了。
　　1961年直子一家迁来此地，完全是她父亲的主意，一来她父亲和死去的画家是好友，二来当然也是因为他中意这个地方。
　　 他在他那个领域大约是个小有名气的法国文学专家。不料直子上小学时他突然辞去大学里的工作，开始兴之所致的翻译莫名其妙的古书，过起无拘无束的日子来。所译之书俱是堕落天使、破戒僧、驱恶魔、吸血鬼方面的。详情不得而知，只在杂志上看过一次他的照片。据直子讲，他年轻时候人生打发得还是满有滋味的。那气氛从照片风貌中多少窥得出：头戴鸭舌帽，架一副黑边眼镜，紧紧盯视照相机镜头往上一米左右的位置。想必发现了什么。
　　 直子一家迁来的当时，此地还聚集着此类神神经经的文化人，差不多形成了一个文人部落，正如沙俄时期思想犯集中的西伯利亚流放地。
　　 关于流放地，读托洛茨基传记时多少谈到一些。不知何故，里边的蟑螂和驯鹿至今仍记得一清二楚。也罢，就谈谈驯鹿……
　　托洛茨基趁着夜色偷得驯鹿拉的雪橇，逃离流放地。冰封雪冻的白茫茫的荒野上，四头驯鹿奔跑不止。它们呼出的气变成白团，蹄刨起处女雪。两天后跑到汽车站时，驯鹿们累倒了，再未爬起。托落获基抱起驯鹿，流泪满面地对天发誓：我一定给这个国家带来正义带来理想带来革命！红场上现在仍矗立着四头驯鹿的铜像。一头向东，一头向北，一头向西，一头向南。甚至斯大林都未能毁掉驯鹿们。去莫斯科的人周六早上到红场看一眼就知道了。应该能看见脸颊红扑扑的中学生吐着白气用拖布清扫驯鹿的赏心说目的场景。
　　 回头说一下文人部落。
　　 他们避开距车站近的交通便利的平地，特意选山半腰建起风格各异的房舍。每座房的院子都大得异乎寻常，杂木林、池塘、小山包就依原样留在院子里。有的人家庭院内甚至有小溪淙淙流淌，河里游动着原生鲇鱼。
　　 每天早晨他们给斑鸠的鸣声叫醒，咔嚓咔嚓踩着山毛榉树籽巡视院落，不时停下仰视树叶间泻落的阳光。
　　 星移斗转，由城中心急速扩展开来的住宅现代化浪潮多少波及了这里。时值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后。从山上俯视，俨然无边大海的桑田被推土机推得人仰马翻，以火车站为中心的平板板的街道渐次成形。
　　 新居民基本是公司里的中坚职员，早上5点刚过就飞身爬起，三两把洗罢脸，挤上电车，夜里很晚才死一样返回。
　　 所以，他们能慢慢观望街道和自家住宅的时间仅限于周日下午。而且他们竟像有约在先似的家家养狗。狗们一次接一次交配，小狗成了野狗。过去狗都没有——宜子说的便是这个意思。
　　 等了一个多小时，狗仍未出现。我点燃十多支香烟，又抬脚踩死。我走到月台中间，对着自来水龙头喝了如利刀割手一般凉的很好喝的水。狗还是没露面。
　　 车站旁边有个很大的湖。湖又弯又细，形状如截流的河段。四周水草丰茂，不时有鱼跃出河面。岸边有几个男人等距坐着，闷头把钓线垂向浑浊的水面。钓线竞如扎进水面的银针纹丝不动。傲洋洋的春日阳光下，估计是垂钓客领来的大白狗乐此不疲地来回嗅着三叶草的气味儿。
　　 狗来到离我十来米远时，我从栅栏探出上身招呼它。狗抬起脸，以颜色浅得令人伤感的褐色眼珠看我，摇了两三下尾巴。我打个响指，狗马上跑来，从栅栏缝挤过鼻头，伸长舌头舔我的手。
　　“过来呀！”我后退几步招呼道。
　　 狗犹豫不决似的回头看看，不知所措地摇层不止。
　　“过里边来嘛！等得我好苦。”
　　我从衣袋掏出香口胶，剥下包装纸给狗看。狗目不转睛看了片刻，终于下定决心，钻过栅栏。我模了几下狗的脑袋，而后用手心团起香口胶，用力往月台尽头掷去。狗径直跑去。
　　 我心满意足地扭头回家。
　　 回家电车中我好几次自言自语：全部结束了，忘掉好了！不是为这个才到这里来的么？然而我根本忘不掉，包括对直子的爱，包括她的死。因为，归根结底，什么都未结束。
　　 金星是一颗云层笼罩的炎热的星。由于热由于潮气，居民大半短命。活上三十年就成传说了。惟其如此，他们富于爱心。全体金星人爱全体金星人。他们不怨恨他人，亦不羡慕，不蔑视，不说坏话，不争斗不杀人。有的只是爱和关心。
　　“就算今天有谁死了，我们也不悲伤。”一个金星出生的文静的男子这样说道，“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已尽量爱了，以免后来懊悔。”
　　 “就是说要先爱喽？”
　　 “不大懂你们的语言啊！”他摇头。
　　“真能顺利做到？”我试着问。
　　“若不那样，”他说，“金星将被悲哀淹没。”
　　返回宿舍，双胞胎活像罐头里橄揽油炸的沙丁鱼并排钻在被窝里，正吃吃对笑。
　　“您回来了？”一个说。
　　“去哪儿了？”
　　 “车站。”说着，我解开领带，钻到双胞胎中间，闭上眼睛。困得要死。
　　“哪里的车站？”
　　 “干什么去了？”
　　 “很远的。看狗去了。”
　　 “什么样的狗？”
　　 “喜欢狗？”
　　 “大大的白色的狗。不过对狗倒不怎么喜欢。”
　　我点燃支烟。两人保持沉默，直到我吸完。
　　“伤心？”一个问。
　　 我默默点头。
　　“睡吧。”另一个说。
　　 我睡了。
　　 这既是“我”的故事，又是被称为“鼠”的那个人的故事。那个秋天，“我”们住在相距七百公里的两个地方。
　　1973年9月，这部小说始于那里。那是入口。若有出口就好了，我想。倘没有，写文章便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