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走过很多路，最远都走到了美国的纽约，可记忆中走不够的却是从崖头长途汽车站到水门口姥姥家门口那条三里长的小路。
从一岁到三十岁，这条路来回走了一百多趟，走也走不完，走也走不够。
第一次单独走，也就六岁吧。
六岁的我，身上背了大大小小一堆包，胳膊挎的、胸前挂的、背上背的、手里拎的全都是包，三百六十度全方位被包包围着，远看就像个移动的货架。
包里装的没有一件是废物，对于居家过日子的姥姥来说全是宝。肥皂、火柴、手巾、茶杯、毛线、被单、核桃酥、牛奶糖、槽子糕……最沉也最值钱的是罐头，桃子的、苹果的、山楂的……口袋里被母亲缝得死死的是钱，这一路我不知得摸多少回，生怕丢了。
每次到了家门口，姥姥都会说：“小货郎回来了。”姥姥说这话的时候，眼睛转向别处，听声音就知道她哭了。先前姥姥说滴雨星，后来我说下雨了。
六岁到九岁这三年，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姥姥会哭，九岁之后就懂了。
三里路，背了那么多包，按说我是走不动的，可我竟然走得那么幸福、那么轻盈，现在回想起来还想再走一回。只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有的是对姥姥不变的情感。后来的很多年里，包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再后来就干脆背着钱，那大包小裹的意思没有了，七八个包往炕上一倒，乱七八糟的东西堆一炕的那份喜悦没有了……
那时候，到了崖头镇，挤下长途汽车那窄小的车门，得好几个人帮我托着包。有几次我都双腿跪在了地上，瞬间又爬起来，双手永远护着那满身的包，起来还没忘了说谢谢。
也常听见周围的人说：“这是外出的女人回来了！”他们没看清楚被大包小包裹着的那个高个子女人，其实还是个孩子。
背着包的我走在崖头镇的大道上，简直就是在飞。但快出镇口的时候，我的步子一定是放慢的，为了见见彪春子。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大岁数的女人，常年着一身漆黑油亮的棉袄棉裤流浪在街头。用今天的话说，彪春子就是一个“犀利姐”，全崖头镇没有不认识她的。老人们吓唬哭闹的孩子常说：“让彪春子把你带走！”小孩儿们立马就不哭了。但同是小孩子的我不仅不怕她，在青岛上学的日子还常常想念她、惦记她。
八岁那年，又是独自回乡，我在镇北头遇见了她。彪春子老远就跟我打招呼，走近才知道她是向我讨吃的。七个包里有四个包装的都是吃的，可我舍不得拿给她。彪春子在吃上面一点儿也不傻，她准确无误地指着装罐头的那包说：“你不给我就打你！”
我哭了，她笑了；我笑了，她怒了。
没办法，我拿出一个桃罐头给她。聪明的彪春子往地上一摔，桃子撒满地，她连泥带桃地吃一嘴，你这时候才相信她真是个傻子，连玻璃碴儿吃到嘴里都不肯吐出来。很多年后我都后悔，怎么那么小气，包里不是有大众饼干吗？
见了三里路上第一个想见的人彪春子之后，我就快步走了，直到想看看“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丁子山时，我又慢下来了，舍不得“轻舟已过万重山”。
不高的山崖层层叠叠绿绿幽幽，几乎没有缝隙地挤在一起，山下是湍急的河水，一动一静，分外壮丽。再往前走到拐弯处是一个三岔口，从东流过的是上丁家的水，从北流过的就是水门口的水了。从没见过黄河的我以为这就是天下最大的河了。走到这儿我更是舍不得走了，常常一站就是几分钟，看那些挽起裤腿提溜着鞋袜过河的男女老少，有的站不稳会一屁股坐进水里。这番景象是我心中说不出的乡情。
再往前，我的心和脚就分开了，心在前，脚在后，就像在梦里奔跑，双腿始终够不着地。
三岔口往前走两分钟是水门口最大的一片甜瓜地，清香的瓜味牵引着我飞快地过去。
“小外甥，回来啦？先吃个瓜吧，换换水土！”
看瓜的叔伯舅舅几乎每年都招呼我在这儿歇会儿，有一年他根本不在，我却也分明听见喊声。依旧是那个老地方，依旧没卸掉身上的七八个包，依旧是不洗不切地吃俩瓜，然后站起来往前走。你说是那会儿富裕还是今天富裕？从来没付过瓜钱，也从来不知道那大片的瓜地怎么没有护栏。
水门口的河道不宽，两岸远看像是并在一起的。夏天河床上晾满了妇女们刚洗完的衣服，大姑娘小媳妇举着棒槌，捶打着被面，五颜六色，真是怪好看的。走不上一百米我就能看出这里有没有我认识的，通常我不认识的都是这一年刚过门的新媳妇，剩下的基本都能叫出名字。我一路叫着舅妈、喊着舅姥地快速走过她们，因为这条路离姥姥家也就一百多米了。
这一百多米的路实际上是水门口村果园的长度，这里的苹果树树枝和果子基本都在园子外。谁说“一枝红杏出墙来”，分明就是“棵棵果树关不住”。
最后的十米路是姥姥家的院子。先是路过两棵苹果树，每次也都是从这儿开始喊姥姥，等走过了长满茄子、辣椒、黄瓜、芸豆、韭菜、小白菜、大叶莴笋的菜地时，我已经喊不出姥姥了，眼眶里堵满的是咸咸的泪水。
三米的菜地恨不能走上三分钟，绊倒了茄子，撸掉了黄瓜……红的柿子、绿的辣椒，姥姥全都没舍得摘，就等着我这个在外的城里人回来吃。欢呼啊，豆角们！欢笑啊，茄子们！满眼的果实，满脸的笑容。
头发梳着小纂儿的姥姥出来了，我的三里之路走到尽头了。
我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