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纪

　　
　　古者之民三十受田，六十归田，公私一体。自李悝开阡陌，商鞅尽地力，并田之井者而弁髦之，于是豪强者出，大者跨州邑，小者连闾里，而弱户窭夫至无立锥之地，使民曾不得羹藜而饭糗。其弊生于不均，不均生于无制，其势然也。
　　
　　国朝名臣如王叔英，览盈亏之理，欲行限田；丘文庄请以田相配，制为一定之法；罗文庄又欲移江、浙间民以耕汉、沔旷土。夫即三言，参之古制，酌之今条，则田不可井也，而屯田寓兵，是亦兵农合一之意；内地不可井也，而经界秦、陇，是亦制驭夷狄之机。
　　
　　至于均田、限田，行于创业之初甚易，行于今日甚难；移南耕北，免其征科之税甚易，急于催科甚难。何也？自古足边，率先屯田。方今内地民力已疲，边镇军储日匮，盖公私俱困矣。如陕西三边，延袤数千里，国初因田硗瘠，赋税不给，抛荒者听令开垦，永不起科，故塞下充实。已而计亩征粮，差赋繁重，加以虏酋之警，水旱之灾，收获既歉，征输愈急，所以民日转徒，田日荒芜也。及今不大布宽恤，尽免积埔，使人无畏忌，尽力开垦，则边境之忧，日甚一日，孰知底止哉！余以为元系抛荒者，得永不起科，（亻系）近年抛荒者，待十年之后，方行起科。则边境之兵，可以转弱为强，岂非驭夷一大机也？
　　
　　若夫内地之民，不特汉、沔多旷土。余尝出守庐阳，巡行阡陌，劝民开垦，而流移还集。又尝往来淮、凤，一望皆红蓼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间有耕者，又苦天泽不时，非旱即涝。盖雨多则横潦弥漫，无处归束；无雨则任其焦萎，救济无资。饥馑频仍，窘迫流徒，地广人稀，坐此故也。且此地界达萧、砀、汝、颍，自昔多盗，为埔逃之数，积久不无隐忧。世皇中叶，曾专设屯田都御史王玑。时值大水，功不及施，辄复报罢。余督漕时，亦奏荐州守姚篚持节颍上，专理开荒，议亦未行。至铨部，始得奏请添设佥事一员，劝农淮、凤，然不久又议罢矣。夫得人以专任其事，而假之岁月，不责近功，则招来江北之流民，以辟江北之旷土，力耕可自足也，又奚必移江、浙之闲民哉！惟得薄赋缓征。如《禹贡》之冀州，乃可行耳。若欲以限田，令富民惟营产于其县，而越州跨邑者夺之，则豪强之兼并者势难追夺；欲以均田，令一丁无过百亩，而少逾者即加之税，则狡狯之欺隐者势难清查。孰若开垦之不扰民而事易集也。夫以荒芜萑苇之区，而为耕获菑畲之地，以闲旷弃置之土，而为生人养命之场，此非有损于上以益下，害于国以利民也。而当事者不加之意，岂知公家之急，忘私家之恤，知国储匮乏可忧，而闾阎悬罄为无足忧耶？余以取盈于官，不若藏富于民。有若之言，可思已。
　　
　　然开垦荒田，要在尽心沟血。夫水土不平，耕作难施，必先度地高下，寻水归宿，浚河以受沟渠之水，浚沟渠以受横潦之水，使其接续流通，而于最低洼处多开池塘以潴蓄之。夏潦之日，水归塘堰，亢旱之日，可资灌溉。由是高者麦，低者稻，平衍者则木绵、桑、枲，皆得随宜树艺。庶乎人无遗力，地无遗利，遍野皆衣食之资矣。此百世经常之大利也。
　　
　　今之谈水利于西北者，以瀛海为最。瀛海乃三辅之下游，九河之会道，自昔滹沱未合，则蜂涌奔腾之势未甚，而疏瀹浚导之功可施。自隆庆中叶相合为梗，其吞天沃日之涛，排山倒海之状，若震霆疾风，莫可制御。泄猫儿潴、桑干，水决则金堤为之溃，水溢则千亩为之平。燕、赵、青、徐之间，溢为长川矣。说者谓开通大河，宣利水道，可得美田二十万顷。又谓徒冀州之民当水冲者，使河决黎阳，北入其海，其势自定。此皆可转害而为利也。谈水利于东南者，以太湖为最。即《禹贡》所称震泽，乃东南一巨浸。五堰居上流，三江在下流。昔五堰筑则上流有所止，三江导则下流有所归。其在于今，则深有可虑者。经界久演，堤防无备，当事者不以时蓄泄，是以霖雨连绵则弥漫千里，吴越之间往往汇为巨壑矣。议者谓宜寻五堰旧基，更筑堤溧阳，则杀宣、歙九阳之水以节其入。按三江故道，开百犊宜兴，至陡门、江阴，则通吴松之水以宣其出。庶乎水得所归，禾稼不至渰没矣。
　　
　　然以海内大势较之，国家财赋尽仰给于东南，而西北所供，不足以当东南之半。论东南疆域，则沃野土膏仅仅千里，而西北荒芜田土，计可巨万，何止十倍东南。顷者，谏议徐贞吾疏请垦田西北，议未及行，说者谓大功难就，无庸多事。谁不能者？不知西北故称沃壤，今弃置为旷土，岂今昔之异地域？以水利不兴与。水利一兴，则旱潦有备，可转荒芜为乐土，西北皆可耕之田矣，而东南输挽之劳，可渐息肩，漕粮百万可渐纾省，是南北两利之长策也。且鞑虏利于骑射，沿边之地尽为疆域，令虏骑不得长驱，而边民因得以获屯田之利，则卒伍无烦召募，可取足于土著矣，又岂非御侮之长策哉！
　　
　　自古九州岛之地，皆在西北，田世井授，沟血经界，必有故道可寻、地势可因者，奚独于今而曰水利不可兴哉！但土厚水深，疏引不易，开浚为劳，雨若时少，阳若时多，灌溉无备，是以大功难成，稻粮难植耳。近者徐贞吾以卿寺职兼御史，专董其事，其权非不重也，而迄无成效。何哉？意者人工浩大，用费不赀，财力两不赡与？意者同心者少，败谋者多，官民皆得挠其法与？余以为此可不专官而集事，方今按、抚之权最重，其势得行于守、巡，守、巡之势得行于郡守，郡守之势得行于有司。设令司一省者总理其概，司一道者经画其详，郡守统领其事，有司分任其劳，必郡、邑长兴郡、邑之利，抚、按、司、道兴一道一省之利，方为超迁，其不克任事者，辄为更调。如此数年而不告成功，余不信也。
　　
　　若夫田既辟矣，又宜立权时救弊之法，通行天下。昔圣王仁政必以均贫富为急，今田既不可井，而均田、限田又难行，若非均其田赋，何以苏民困哉？但今田赋之弊，江南为甚。里婿飞走，繁琐难革。其间有重租官田，或因前代旧额，或系国初籍没，小民肆力耕种，不足办粮。事穷势迫，多作民田出卖。遗粮在户，倍纳不敷，多致逃窜。摊税之苦，负累里甲，孰若均派有田之家分纳为便也。若江北近京之地，则富强之家开垦田土，多不认粮，惟小民原额旧田，始有粮税。至于亩数广狭不均，以致贫者愈贫，渐至逃亡，富者愈富，日肆兼并。谓宜通行天下，田亩均以本州岛县为率，而均一其税，不必更分多则。其田数广狭，亦宜各县丈量而均一之。如北方土旷收薄之处，及南方边江沙碛、山冈易旱之乡，则宜仿古人上田一夫百亩、中田二百亩、下田三百亩之意，而量宽其亩。或令加半，或令倍折，亦不为过。如此而田制庶乎其可兴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