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明白了吧？”岳父说，“事物自有其操作方法。若是当什么公司职员，一百年也别想这么顺当。成功需要幸运，脑袋必须好使，理所当然。不过光这个不够，首先要有资金。没有充足的资金，什么都无从提起。但比这更要紧的是掌握操作方法。不懂操作方法，其他的就算一应俱全，也什么地方都到达不了。”
“是啊。”我说。我很清楚岳父的意思。他所说的操作方法，指的是迄今为止构筑的体系——把握有效的信息，编织人事关系网，投资，提高经济效益，便是这样一种复杂而牢靠的体系。由此获得的钱再巧妙地钻过五花八门的法律网和纳税网，或改换名目变更形式使其增值。他要告诉我的就是如此体系的存在。
的确，如果不碰上岳父，恐怕我现在仍在编教科书，仍住在西荻洼那个不怎么样的公寓里，仍开着那辆引擎失灵的半旧皇冠。我想我确实在现有的条件下干得有声有色，短时间内便使两家店走上正轨，雇用了三十多名员工，取得了远远超过正常标准的效益，连税务顾问都为之赞叹。店的声誉也不错。话虽这么说，这个程度头脑的人世上任凭多少都有。这点名堂，即使不是我而是其他人也都能鼓捣出来。离开岳父的资金及其操作方法，凭我自己恐怕一事无成。这么一想，心里不能不生出一丝不快，就好像自己一个人通过邪门外道、使用不公平手段而占了便宜。毕竟我们是经历过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风起云涌的校园斗争的一代，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我们都是从那一时代活过来的。极为笼统地说来，我们是生吞活剥了战后一度风行的理想主义而对更为发达、更为复杂、更为练达的资本主义逻辑唱反调的一代人。然而我现在置身的世界已经成了由更为发达的资本主义逻辑所统领的世界。说一千道一万，其实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被这一世界连头带尾吞了进去。在手握宝马方向盘、耳听舒伯特《冬日之旅》、停在青山大街等信号灯的时间里，我蓦然浮起疑念：这不大像是我的人生，我好像是在某人准备好的场所按某人设计好的模式生活。我这个人究竟到何处为止是真正的自己，从哪里算起不是自己呢？握方向盘的我的手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我的手呢？四周景物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景物呢？越是如此想，我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但可以说我还是过着大体幸福的生活的，我想。能够称为不满的东西在我是没有的。我爱妻子。有纪子是个稳重的做事考虑周全的女性。生孩子后多少开始发胖，减肥和健身成了她心目中的重要事项。但我依然觉得她漂亮，喜欢和她在一起，喜欢同她睡。她身上有某种抚慰我安顿我的东西。无论如何我都不想重返二三十岁期间寂寞孤独的生活。这里是我的场所，在这里我能得到爱、得到保护，同时我也爱妻女保护妻女。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体验，是始料末及的发现——原来自已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干下去的。
我每天早上开车把大女儿送去幼儿园，用车内音响装置放儿歌两人一起唱，然后回家同小女儿玩一会儿，再去就近租的小办公室上班。周末四人去箱根别墅过夜。我们看焰火，乘船游湖，在山路上散步。
妻子怀孕期间，我有过几次轻度的婚外*关系，但都适可而止，时间也都不长。每个人我只和她睡一两次，最多三次。坦率地说，甚至明确的偷情意识我都不具有。我所寻求是“同什么人睡觉”这一行为本身，作为另一方的女人们想必也是同样。为避免过分深入，我慎重地选择对象。那时我大概是想通过和她们睡觉而尝试什么，看自己能从她们身上发现什么，她们能从我身上发现什么。
第一个孩子出世后不久，我接到老家转来的一张明信片，内容是通知参加葬礼。上面写着一个女子的姓名，她死于三十六岁。邮戳是名古屋。名古屋我一个朋友也没有，想了半天，想起这女子原来是住在京都的泉的表姐。她的名字早已忘了，其父母家是名古屋。
不言而喻，寄来明信片的是泉。除了她没有人会向我寄这东西。泉何苦寄这样的通知呢？一开始我感到费解。但拿着明信片看了几次，我从中读出了她僵冷的感情。泉没有忘记我做的事，也没有原谅。她想让我知道这一点，于是寄来了这张明信片。想必泉现在不很幸福，直感这样告诉我。若很幸福，她不至于往我这里寄这种明信片，即使寄也会写一句附言什么的。
之后我想起泉的表姐，想她的房间和她的肉体，想两人大动干戈的场面。那一切曾经那般活生生地存在，如今却了无踪影，如随风吹散的烟。猜不出她是怎么死的，三十六不是一个人自然死亡的年龄。她的姓氏没有变——或未婚，或结过离了。
把泉的情况告诉我的是一个高中同学。他从《布鲁斯》杂志的“东京酒吧指南”特集上看到我的照片，得知我在青山经营酒吧。他走到吧台我坐的地方，说道“好久不见了，还好吧”。不过他并非专门来看我的，是和同事前来喝酒。正巧我在，于是过来打招呼。
“这里来了几次，以前。地点离公司近。不过完全不知道是你开的。世界也真是小。”他说。
在高中时，总的说来我是班上不大合群的角色，而他则学习好体育也行，是地地道道的年级委员那一类型。人也温和，不多嘴多舌，给人的感觉可以说很不错。他属于足球部，原本人高马大，现在又长了不少多余的脂肪，下巴成了双重，藏青色西装的腰部显得有些吃紧。“都是接待造成的，”他说，“贸易公司这地方真是干不下去。加班多，左一个接待右一个接待。动不动就调动。成绩糟的给一脚踢出，成绩好的破格提升，不是正经人干的买卖。”他的公司在青山一丁目，下班路上可以走着来我酒吧。
我们聊了起来，都是时隔十八年才重逢的高中同学所聊的内容：工作怎么样啦，结婚后有几个小孩啦，在哪里见到谁啦等等。这时他提起了泉。
“当时有个女孩和你来往吧？常在一起的女孩子——是叫大原什么的吧？”
“大原泉。”我说。
“对对，”他说，“叫大原泉。最近见到她来着。”
“在东京？”我一惊。
“不不，不是东京，在丰桥。”
“丰桥？”我更为吃惊，“丰桥？爱知县那个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