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和六便士(四十七)(2)

　　硬汉子彼尔寄宿舍的饭菜从来也称不上丰盛，吃过饭从餐桌旁站起来跟刚坐下一样饿得慌，但是尽管如此，有好几天两个人对那里的伙食还是怀念不已。他们这次真正尝到挨饿是什么滋味了。施舍菜汤的地方同夜宿舍都已经对他们关了门，现在他们赖以果腹的只剩下面包施舍处给的一小片面包了。夜里，他们能在哪儿睡觉就在哪儿睡觉，有时候在火车站岔道上一个空车皮里，有时候在货站后面一辆卡车里。但是天气冷得要命，常常是迷迷糊糊地打一两个钟头的盹儿就得到街上走一阵暖和暖和身体。他们最难受的是没有烟抽，尼柯尔斯船长没有烟简直活不下去，于是他就开始到小啤酒馆去捡那些头天晚上夜游的人扔的烟屁股和雪茄头。
　　“我的烟斗就是比这更不是味儿的杂八凑烟也抽过，”他加添了一句，自我解嘲地耸了耸肩膀。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又从我递过去的烟盒里拿了两支雪茄，一支衔在嘴上，一支揣在口袋里。
　　偶然他们也有机会挣到一点儿钱。有时候一艘邮轮开进港，尼柯尔斯船长同雇用计时员攀上交情，会给两人找个临时装卸工的活儿。如果是一艘英国船，他们会溜进前甲板下面的舱房里，在水手那里饱餐一顿。当然，这样做要冒一定的风险，如果遇见船上的高级船员，他们就要从跳板上被赶下来，为了催他们动作快一些，屁股后面还要挨一靴子。
　　“一个人只要肚子吃饱，屁股叫人踢一脚算不得什么，”尼柯尔斯船长说，“拿我个人说，我是从来不生气的。高级船员理应考虑船上的风纪的。”
　　我的脑子里活生生地出现一幅图画：一个气冲冲的大副飞起一脚，尼柯尔斯船长脑袋朝下地从窄窄的跳板上滚下来；象一个真正的英国人那样，他对英国商船队的这种纪律严明的精神非常高兴。
　　在鱼市场里也不时能够找点零活儿干。还有一次，卡车要把堆在码头上的许多筐桔子运走，思特里克兰德同尼柯尔斯船长帮助装车，每人挣了一法郎。有一天两人很走运：一条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开来的货轮需要上油漆，一个开寄宿店的老板弄到包工合同，他们两个人一连几天站在悬在船帮旁边的一条木板上，往锈迹斑斑的船壳上涂油漆。这件差事肯定很投合思特里克兰德的惯受讽嘲的脾气。我向尼柯尔斯船长打听，在那困顿的日子里，思特里克兰德有什么反应。
　　“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丧气话，”船长回答说，“有时候他有点儿闷闷不乐，但是就是在我们整天吃不到一口饭，连在中国佬那里歇宿的房钱都弄不到手的时候，他仍然象蛐蛐一样欢蹦乱跳。”
　　我对此并不觉得惊奇。思特里克兰德正是超然于周围环境之外的人，就是在最沮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到底是由于心灵的宁静还是矛盾对立，那是难以说清的。
　　“中国茅房”，这是一个流浪汉给一个独眼的中国人在布特里路附近开的一家鸡毛店起的名字。六个铜子可以睡在一张小床上，三个铜子儿可以打一宵地铺。他们在这里认识了不少同他们一样穷困潦倒的朋友，遇到他们分文不名、而夜里又天气奇冷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同哪个白天凑巧挣到一法郎的人借几文宿费。这些流浪汉并不吝啬，谁手头有钱都乐于同别人分享。他们来自世界各个地方，但是大家都很讲交情，并不因国籍不同而彼此见外，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安乐乡的自由臣民；这个国家领土辽阔，把他们这些人全部囊括在自己的领域里。
　　“可是思特里克兰德要是生起气来，我看可不是好惹的，”尼柯尔斯船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一天我们在广场上碰见了硬汉子彼尔，彼尔想讨回他给查理斯的身份证明。”
　　“‘你要是想要，就自己来拿吧，’查理斯说。”
　　“彼尔是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但是被查理斯的样子给镇住了，他只是不住口地咒骂，所有能够用上的脏字眼儿都用到了。硬汉子彼尔开口骂人是很值得一听的事。开始的时候，查理斯不动声色地听着，过了一会儿，他往前迈了一步，只说了一句：‘滚蛋，你他妈的这只猪猡。’他骂的这句话倒没什么，重要的是他骂人的样子。硬汉子彼尔马上住了口，你可以看出来他胆怯了。他连忙转身走开，好象突然记起自己还有个约会似的。”
　　按照尼柯尔斯船长的叙述，思特里克兰德当时骂人的话同我写的并不一样，但既然这是一本供家庭阅读消遣的书，我觉得不妨违反一些真实性，还是改换几个雅俗共赏的字眼儿为好。
　　且说硬汉子彼尔并不是个受了普通水手侮辱而隐忍不发的人。他的权势完全靠着他的威信；一个住在他开的寄宿舍的水手对他俩说，彼尔发誓要把思特里克兰德干掉，后来又有另外一个人告诉他们同样的消息。
　　一天晚上，尼柯尔斯船长和思特里克兰德正坐在布特里路的一家酒吧间里。布特里路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旁都是一间间的平房，每所房子只有一间小屋，就象拥挤的集市棚子或者马戏团的兽笼。每间屋子门口都可以看到一个女人。有的懒洋洋地靠着门框，或者哼着小曲，或者用沙哑的嗓子向过路人打招呼，也有的无精打采地看一本书。她们有的是法国人，有的是意大利人，有的是西班牙人，有的是日本人，也有的是黑人；有的胖，有的瘦；在厚厚的脂粉、乌黑的眼眉和猩红的唇脂下面，你可以看到岁月在她们脸上刻下的痕迹和堕落放荡留下的伤疤。她们有的人穿着黑色内衫和肉色长袜，有的头发卷曲、染成金黄颜色，穿着纱衣，打扮得象小女孩。从敞开的门外边，可以看到屋子里的红砖地，一张大木床，牌桌上摆着一只大口水罐和一个面盆。街头上形形色色的人踱来踱去——邮轮上的印度水手，瑞典三桅帆船上的金发的北欧人，军舰上的日本兵，英国水手，西班牙人，法国巡洋舰上英俊的水兵，美国货轮上的黑人。白天，这里污秽肮脏，但是到了夜里，在小屋子的灯光照耀下，这条街就有一种罪恶的魅力。弥漫在空中的丑恶的淫欲使人感到窒息，简直是可怕的，但是在这一切缠绕着你、激动着你的景象里却有某种神秘的东西。你觉得有一种人们并不了解的原始力量又让你厌恶，又深深地把你迷住。在这里，一切文明、体面都已荡然无存，人们面对的只是阴郁的现实，一种既热烈又悲哀的气氛笼罩着一切。
　　在思特里克兰德和尼柯尔斯坐的酒吧间里摆着一架自动钢琴，机械地演奏着喧噪聒耳的舞曲。屋子四周人们围坐在小桌旁边，这边六七个水手已经喝得半醉，吵吵嚷嚷，那边坐着的是一群士兵。屋子中央人们正一对对地挤在一起跳舞。留着大胡子、面色黝黑的水手用粗硬的大手使劲搂着自己的舞伴。女人们身上只穿着内衫。不时地也有两个水手站起来互相搂着跳舞。喧闹的声音震耳欲聋。没有一个人不在喝，不在叫，不在高声大笑；当一个人使劲吻了一下坐在他膝头上的女人时，英国的水手中就有人嘘叫，更增加了屋子的嘈杂。男人们的大靴子扬起的尘土和口里喷出的烟雾弄得屋子乌烟瘴气。空气又闷又热。卖酒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女人在给孩子喂奶。一个身材矮小、生着一张长满雀斑的扁脸年轻侍者，托着摆满啤酒杯子的托盘不住脚地走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