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前两年的秋天，，我与一家晚报的老总一道去安徽旅行。当列车驶进宿州境内时，我发现一直滔滔不绝在谈古论今的老总变得沉默寡言起来，脸紧贴着车窗的玻璃，似乎在寻找什么。
又过了一段，当列车广播员报出一个小站的站名时，我看到他周身猛地颤抖一下，泪水一下子从眼中涌出来！
晚间，住进宾馆，他对我讲述了３４年前在这里插队的故事，一个凄美，令人忧伤的故事。
３４年前，我高中毕业离开上海时，已是家破人亡。父亲被造反派殴打致死，母亲用一条纱巾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奶奶一病之下没几天就命赴黄泉，妹妹远去了内蒙古。在我铡到安徽时，多次想到一死了之，但一想到远在内蒙古，孤苦无依的妹妹，不由暗自落泪。于是父亲留下的一根竹箫成了我生命的依托，母亲一支派克金笔书写着我无倚的灵魂。但这一潭死水般的日子给一个姑娘打破了——公社书记的女儿看上了我。在当时，公社书记的女儿在地方上可是皇帝的女儿。
这姑娘长相俊秀，但性格刚烈，有一份在当时令人眼熟的工作，在供销社做会计。
当她父母知道此事后，极力阻拦，并通过公社人武部长和大队民兵队长给我施加压力，并要定我勾引红五类罪名。想想真有意思，我们好几次约会都被民兵队长带着民兵进行阻拦。真感谢生产队老队长，为我们打了不少掩护。说句心里话，我也真喜欢这个姑娘，有性格，敢爱敢恨。供销社有什么好吃的，都要捎点给我。有一次供销社来了榨菜，她在家没有分到，硬到主任家把主任那份要来送给我吃。我问她为什么喜欢一个黑五类，她说她喜欢我吹箫，听了想哭；说喜欢读我写的诗，读后也想哭。
接着，事情起了戏剧性变化。有一天她母亲屈驾来到我处，仔细打量我一番，可能看出我是一个正派人，目光里隐隐透出一丝信任。她母亲对我说，既然我女儿看上了你，我们为父母的也就认了，但你这辈子要好好待她，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我茫然，不知所措地点点头。我云里雾里地在思忖着这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我知道了，她对父母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们再干涉她和我之间的事，她将以死抗争。
我们的恋爱就这样公开化，合法化了。在当时、当地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在恋爱期间，她又通过她父亲把我远在内蒙古的妹妹迁到这个公社来。在一个夏日的晚上，我们俩依偎在麦垛旁，我对她讲，我这辈子受恩于她，我这辈子会永远对她好。那一夜我们偷吃了禁果。
就在我们筹备婚事时，知青开始回城了。对于这件事，我连想都不敢想，也不愿意想。基一，我是畏罪自杀历史反革命的儿子，要想回上海简直是白日做梦。
其二，面对她的恩德，她的爱情，她的付出，我也不能做有悖道德良心的事。我对自己的人生构想就是把手头的一部长篇小说写完，为妹妹物色一个好婆家，和爱我的女人平平静静地过着平和的日子。想到此，我倒显得无忧无虑了。但我渐渐发现，她有时倒显得心事重重起来。有一天我问她，你心里有什么心事？她笑着回答我，我这个人心中永远不会有心事。过了几个月，她高兴地告诉我，她父亲为我妹妹办好了回县城的手续。她告诉我，她逼她父亲把我妹妹迁回上海，但她父亲手中权力不够大。她父亲说，回县城也是回城，今后你们成家后，兄妹之间好有个照应。她父亲对我们之间发展到什么程度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
后来我看到身边的伙伴一个又一个地离去，要说心中一点不难受是不现实的。她也日渐消瘦。
有一天晚上，我终于清楚了她的心事。那是一个晚饭后，我去她家，当我推开她家虚掩的院门时，正从她家屋内传出她父亲高声的喊叫：“你是呆了，还是疯了，这方方圆圆几十里，哪个不知道你们之间关系？现在你吃错了哪门子药，自己要了结这门亲事，让我找人帮他回上海，你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干，我没有这个能耐，就是有这个能耐我也不干。”她母亲在一旁也边哭边说，我哪辈子作的孽啊！我哪辈子作的孽啊。这时只见她扑通一下子跪在她父母面前，哭着说，我求求你们了，人不能坑人，他不能一辈子就窝在我们这个地方，他今后要干大事，我们之间差距太大，我们不相配，我们之间没有话说。我们不能坑人家，人家是个孤儿，你们就把他看作你们亲儿子吧。见此，我不由泪如泉涌，一下子冲进门去，紧紧抱住她，一同跪在她父母面前，哭着说，我哪儿也不去，哪儿也不去，生生死死就在这里，和你们一家在一起，你们是世上最好的人。
但一切都是枉然，我从她身上读懂了什么是烈性女子，什么叫纯洁高尚的灵魂。随着我父母问题的平反，她硬是逼着她父亲解决了我和妹妹回上海一事。她安慰我说，先回上海找到工作，把房子要回来，我们就结婚。我从她闪烁不定的目光中，感到隐藏着什么，但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就在我回上海半年多时间里，
正忙于和父母单位要房子、联系工作时，老队长风风火火赶到上海，告诉我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她结婚了，是她小学同学，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我的一再追问下，老队长又讲出了令我悔痛万分的事，她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已打掉了。我发疯似的一路上哭着回到安徽的。她对我已是寡言少语，只是机械地重复那两句话，在上海好好写书，做个作家，找个有文化的城里姑娘成家，我以后到上海好有个地方落脚……一定要把妹妹照顾好……长兄为父啊。我欲哭无泪，转身看到她的父母明显地苍老了，对我也是少语寡言，重复嗫嚅道，这孩子心肠太好，这孩子心肠太好……
为此，我大病了一场，差一点见了阎王。打那后，不管我每年多忙，必回安徽一次。可她，无论我邀请多少次，从未来过上海。
至此，老总他已泣不成声。
后来呢，我问道。沉默，死一样沉默。十年后，她远去了，肝癌。我清楚，她父母清楚，她自己最清楚，那是心病所致啊。
在返回途中，当广播里又报出那个小站时，我打开车窗，把手中的一束鲜花抛向窗外的田野，来祭奠那个崇高美丽的灵魂。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