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前后三次采访台湾“云门舞集”现代舞团的创始人林怀民先生。第一次是在1993年，那时我所主持的《正大综艺》是第一个把台湾从北到南“走透透”、系统介绍台湾风土人情的节目。我在台北郊区长满荒草的山上采访林怀民时，他正吩咐舞者们利用排练空隙，采摘练功房旁边池塘里盛开的荷花，运送到香港，作为即将在那里上演的《九歌》的舞台布景。第二次是在2003年，还是在台北，那间铁皮屋顶的练功房依然孤独而倔犟地站立在荒草中。我正感慨舞团练功条件的简陋，他却像看着自己心爱的宝贝似的述说它的种种好处：安静，接近自然，锻炼舞者的承受力。第三次是2007年他带领舞团来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水月》《行草》和《红楼梦》。
已经60岁的他，眼睛依然清澈明亮，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容易激动。他说自己年轻时性子很急，为了排出舞团的第一部舞剧《薪传》，对人对己都到了苛刻的程度。一次他看到两位舞者在应该排练热身的时间还蹲在外面吃面，就冲上去演讲了一番排练的重要性，说你们这样不珍惜自己，那还跳什么舞！说着手掌啪的一下敲碎了旁边的玻璃窗，顿时血流如注，但他还在继续慷慨陈词，说我们要创造自己的现代舞剧需要克服多少困难……场面骇人而悲壮。谈起这些，林怀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曾经由于缺乏资金，舞团几近破产，他也心灰意冷地放弃过。一次坐出租车，司机无意中提到自己看过他们的舞蹈，很喜欢，要林先生加油。林怀民就因这样一句话呆住了，泪流满面，当下决定从头再来。
如今“云门舞集”已有160多个舞蹈作品，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舞团，林怀民也因成功地将中国文化转化为能与世界沟通的身体语言而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编舞家之一。如果说他早期的作品更多地表现了祖先不屈不挠的奋斗史，那么近10年的作品则更多地在追求一个“静”字。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静，成为人们的向往。为了演绎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让“静”成为心灵与身体的一种自然状态，他让演员们放低重心，练习太极、吐纳、书法、静坐。为了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就是让舞者们在河边被水冲刷得光溜溜的大石头上躺下来，放松身体，看谁能先睡着！“你一定要完全放松身心，让肌肉顺应石头的弧度，把石头变成一张天底下最舒服的床。”居然，舞者们做到了，他们先后安然入睡。也许是因为林怀民的这一番催眠，而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他们真的累坏了！如果你看过《行草》或《水月》，你会被那其中充满动感的静谧氛围感动，仿佛自己的呼吸也随着舞者的吐纳变得深沉、悠长，或随着他们的腾转挪移而动静相宜。
艺术家大多有流浪者的内心，无法忍受按部就班的生活，即使身体安顿了，精神还是需要漫游，永远在寻找什么。因为这样的寻找是劳筋骨、苦心智的，所以总有那么一些阶段，他们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很不舒服。按作家刘震云的说法，就是“拧巴”。他们与命运的关系就像林怀民的那个实验：躺在石头上睡觉。看起来光滑的大石头实际上并不平坦，而且生硬，先是怎么躺着也不得劲儿，后来发现，你没法改变石头，也不需要改变自己，你只需要找到两者相适宜的角度。
二
有时，大时代会把人逼入生存的死角。画家黄永玉把自己称为“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并以此为题写自传体小说。不知是他记忆力太好还是经历的趣事太多，他写啊写，好几年才写到自己小学毕业那时候，而文稿已达30多万字。出生于湘西凤凰的黄永玉中学没有毕业就随剧团四处奔波，靠木刻赚点小钱，不料因此而成名。20世纪40年代末，他在上海参加左翼运动，为免受迫害，去了香港。可他一心想着北京，终于在1953年如愿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那时他还不到30岁。他天性活泼风趣，屡次在政治运动中被指“不沉重”。不沉重哪行！“运动”中他被批斗，背上被打得鲜血直流，经常被反剪着双手做“喷气式”，可是他脾气不改，甚至发展到自己在家里也练习“喷气式”，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精神锻炼身体的柔韧性，以更好地适应批斗。在劳动改造期间，他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为妻子张梅溪写下长诗《老婆呀，不要哭》：“中年是满足的季节啊！让我们欣慰于心灵的朴素和善良。我吻你，吻你稚弱但满是裂痕的手，吻你静穆而勇敢的心，吻你的永远的美丽。因为你，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
他的好朋友中也不乏这样天真而乐观的人。黄苗子、郁风夫妇在“运动”中日子也不好过。黄苗子被下放到东北去劳改，寄了一张明信片回来，说自己如何翻过山，遇到大雪，眼前一片苍茫，还要在这一片苍茫中搭窝棚。郁风看了哈哈大笑：“哈，好一派北国风光啊！”黄永玉回忆说：“她一定在背后哭。”眼看那些老友先后辞世，黄永玉称自己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月亮，静静地看待人间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墓志铭也想好了，5个字：爱，怜悯，感恩。他爱荷花，把乡村别墅称为“万荷堂”。近90岁高龄的他依然在画大幅的作品。他说自己在牛棚里错过了人生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现在不能再错过了。而他画的荷花于生动中透露着张扬与隐忍的混合气质。
三
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有一句台词：“谁要是毁了这份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编剧严歌苓写的是她对梅兰芳的理解，也是自己对写作的体验。她发现孤独的奇妙之处在于，你可以用头脑构筑一个世界，可以自由地设计每个人物的命运，让每个人物说出你要说的话，这给她带来快感。老天给了她发达的创造力，也让她的大脑因过于兴奋而失眠。她的最高纪录是连续30天睡不着觉。那种经历痛苦不堪，她在煎熬中无语流泪，整天在家里穿一件宽大的睡衣，老公上班时她如此，下班回家时她还是如此。
在她脑海中时而浮现的，是自己12岁时去西藏当兵，闻到的高原草场的芳香，是19岁时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包扎所里无法逃避的空气中鲜血的腥味。这些强烈的刺激让她感受到个体生命的可贵与脆弱，也让她从一名文艺兵成长为一名作家。她也想起30岁那年离婚，经历了情感上的一次死亡，决定抛开国内的一切只身去美国，几乎从零开始学习英文，直到可以用英文写作。还有与她相爱的美国外交官莱瑞，在严歌苓遭遇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几近侮辱性的调查时，毅然用辞职扞卫自己与未婚妻的尊严，给她一份温馨平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