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件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里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么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今年（一九八四年）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件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NextPage第一部分 丑陋的中国人（4）]
第一部分 丑陋的中国人（4）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绩。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于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写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向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着就顺着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么？”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后，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扑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地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后，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贵，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于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么？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后，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利，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