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工厂的酬薪主管黄某利用职务之便从2010年1月开始以多名已离职员工的名义冒领工资，目前已核实的金额约400万元。斗门警方将黄某抓获，其家属归还公司218万元。
这是典型的“吃空饷”。“饷”本意指军粮，引申为军人的俸给。“吃空饷”本意是指军官虚报兵员冒领军饷，这种弊病可谓代代无穷。
譬如宋神宗时，禁军兵籍管理弊窦丛生，“揭去旧数而不存按检”，以致“兵数皆无籍可考”，为军官隐瞒虚报兵员和吃空饷提供了便利，士兵死亡不注销、逃亡不下编，兵额有缺不招填，“因致边兵日少”。到宋徽宗时，此风愈演愈烈，《文献通考》说，崇宁年间，仅熙河路士兵逃亡几达四万，然“将副人员坐视故纵而不问”，目的就是为冒领军饷。宋朝军队羸弱，不能不说与此有较大关系。
明朝在这方面也好不到哪去，为了多吃空饷，一方面，军官向朝廷虚报兵数，如《明史•袁崇焕传》载：“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也就是说，士兵只有四万七，却虚报十万，多吃了一倍的空饷。看样子，似乎不虚报也不行，因为士兵不到二万，却设置了上千的将领，不多弄点空饷，怎么养得下这么多将领？
另一方面，对那些“皆苦于饥馑，迫于贪残，不能聊生，逃亡相踵”的士兵，军官并不阻止他们逃亡，反引以为利，有时故意惩罚士兵，逼他们逃跑，这既可贪污军饷，又可向逃亡士兵索取贿赂。在这样的苦役盘剥之下，士兵们较好的出路是逃亡，《明会要》记载：正统年间，逃亡士卒达一百二十万奇，占全国军伍总数的十分之一；弘治时，全国逃亡军士占洪武时十分之六七。等朝廷真要用兵开战时，皇帝拿着花名册一看，满以为是百万雄狮，其实早就被军官们掏空了。
此风在清朝仍盛，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1838年，禁烟派官员黄爵滋在奏折中说，“粮多冒领，则有饷无兵”。1853年，吏部右侍郎爱仁则向皇帝奏称，京师“步军营额设甲兵共两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可见吃空饷现象之严重。
吃空饷不但在军中泛滥，在政府部门也是如此，嘉庆十四年，工部书吏蔡泳受、王书常等人，采取假印舞弊、捏造大员姓名等手段共冒领银物14次，共计价值7万余两。又比如民国时江西大余县警察局，本来有正式人员123人，却上报了255人，空饷发到警局，被局长郭琰一人贪占。
现在，吃空饷居然发展到工厂企业，可谓“进步”矣。然而，不进步的是，如何真正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从根子上铲除其产生的土壤，以达治愈吃空饷这个“老顽疾”，还是做得不够，吃空饷对社会公平的侵害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