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0月4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一天朝鲜(族)人家都要做“打糕”。李在德的母亲这天起得很早——汤原中心县委要在她家开会，研究组建游击队。没有任何要出事的迹象。天黑前收拾停当，李在德还和两个同学到村外转了一圈。母亲仍不放心，又亲自出去转了半个时辰，回来后才把表示“平安无事”的白布，沾湿了晾在门口柴垛上。
天放亮时，日本宪兵和伪警察突然包围村子，挨家挨户抓捕青壮年。这时县委会议刚刚结束。同时被包围、搜捕的还有格节河、校屯，共约300多青壮年男女，被带到鹤立镇日本宪兵队，关在大仓库里。但谁也不给敌人指认共产党员，都说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敌人把叛徒李元珍找来对质。
李元珍是李在德的同学，家里是富农，这时已投靠了日本人。这小子是个团员，对党团情况多少知道些。
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组织部长兼团县委书记崔贵福，县委委员、妇女主任金成刚(即李在德的母亲)，还有9名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被李元珍指认出来。
如今，鹤立镇东北原供销社的院墙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裴治云等12位烈士的姓名。
与此同时，南满柳河县委在日伪“讨伐”中受到严重破坏，杨靖宇委派磐石县委委员冯剑英到柳河任书记，重组县委。1935年7月，通化中心县委遭到破坏，柳河县委升级为中心县委。1937年2月，冯剑英被捕后叛变，县委和党组织被破坏，20多人被捕。接着“抗联”1军军需部长兼1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1军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安昌勋，相继被捕叛变。1938年6月，1师师长兼政委程斌又投敌叛变。
胡国臣和安昌勋是经过激烈抵抗负伤被俘的。冯剑英也是一样，而且被施尽酷刑，坚不招供。鬼子就说，冯先生是大大的英雄，皇军很佩服，以礼相待，给他和妻子具恩惠(柳河县委妇女部长)安排了很阔气的住处，好吃好喝，并给疗伤。伤好后又安排他们去沈阳“观光”，冯剑英就把知道的都讲了。
程斌则好像是为了母亲投敌的。当时他已经是“抗联”1师师长兼政委。1师是1军主力，让他任师长兼政委，足见杨靖宇对他的信赖。此人文武双全，指挥过大小战役几十次，其中最著名的“摩天岭大捷”，歼灭日军今田中队48人。因为后来叛变了，这方面的东西就难以留存下来。
由于冯剑英、胡国臣、安昌勋等人叛变，南满省委瘫痪，各地党组织均遭破坏，1师与军部也失去联系。敌人的传单很多，都是劝降的，说这支部队“归顺”了，那支部队“归顺”了，杨靖宇也“归顺”了，让他当了多大的官。对于1师的命运，程斌非常清楚。下山投敌前个把星期，3团团长侯俊山说，“抗日没指望了，我弟弟在奉天做工，咱们降了去找他吧。”程斌当即召开会议，将其处决。
1938年6月29日，程斌的师部和保安连被敌人发现并包围。敌我兵力为3：1，但保安连从人员到装备都是1师的精锐，弹药也充足。坚持到晚上，瞅准机会，猛打猛冲，钻进林子就没影了。对于程斌，这种仗并不难打。
不料，敌人抓了程斌的母亲和哥哥，两次派他哥哥程恩上山劝降。据说第一次程斌嘴还挺硬，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第二次程恩劈头就问：“你到底是要反日，还是要妈？”程斌这回挺痛快：“要妈。”
李元珍在叛徒中只能算小虾米，一出手就能破坏一个中心县委。而冯剑英从上级特委到下级县委及基层党组织、各级反日会，还有辖区内的抗联队伍和其他反日武装，一个中心县委书记知道的机密太多了。至于胡国臣和安昌勋，当然是重量级叛徒了。
程斌还要加个“更”字。
6月29日，被程斌裹挟下山投降的是60人。程斌又派人上山通知1师其他部队投降，3团、6团又有部分人员下山。总计投降了115人，携平射炮1门、机枪5挺、自动步枪2支、步枪82支、手枪72支、子弹6000余发。
师长兼政委而被称为司令，是因为游击区、根据地有地方武装，还有许多统战的山林队。程斌叛变，1师瓦解，主力垮了，这些队伍有的散了，有的降了，剩下的也势单力薄，没什么战斗力了。
桓仁、兴京、宽甸、本溪、凤城几县的党组织、根据地都是在1师帮助下建立的。各地密营分布，粮食、枪械、弹药储藏地，以及交通线和地下情报、联络点等等，都在程斌心头装着，更不用说他还用轻车熟路的游击战术领着敌人追打“抗联”。
在翌年秋天开始的“野副大讨伐”中，1路军受到重创，杨靖宇牺牲。这次历时一年半的“大讨伐”，日伪当局调集6万余兵力，其中对“抗联”危害最大的，是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指挥的10个警察大队，包括程斌在内的10个大队长，都是叛徒。而200多人的程斌大队，据说几乎网罗了1路军各个方面军的叛徒。
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新四军闯关东，口音南腔北调，省骂也五花八门。“抗联”往往骂“妈个巴子，你个叛徒”。“妈个巴子”不难理解，“你个叛徒”，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
后来明白了，“抗联”最恨的就是叛徒了，气愤得无以复加时，就把东北特色的“妈个巴子”和“你个叛徒”弄一块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