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2)

 　　秋风阵阵价紧，
 　　不嫌衣裳太薄吗？
 　　在上海我们又盘桓了几天。动身之日，我早同她约定，她送我上船就走，不要看着船开，但她不能履行这珍重的诺言，船开出好远，她还呆立在码头上……
　　到美国以后，功课一忙，路途又远，我们通信的密度，就比从前差远了，我只知道从上海，她就回到福州去教书。在十三年的春天，我在美国青山养病，忽然得到她的一封信，信末提到张君劢先生向她求婚，问我这结合可不可以考虑，文句虽然是轻描淡写，而语意是相当的恳切。我和君劢先生素不相识，而他的哲学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巳读过，世瑛既然问到我，这就表示她和她家庭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这件事，并请她告诉我以嘉礼的日期。那年的秋天，我就接到他们结婚的请柬，我记得我寄回去的礼物，是一只镶着桔红色宝石的手镯。
 　　民国十五年秋天，我回国来，一到上海，就去访他们夫妇，那时他们的大孩子小虎诞生不久，世瑛在床上，君劢先生赶忙下楼来接我，一见面就如同多年的熟朋友一样，极高兴恳切的握着我的手。上得楼来，做了母亲的世瑛，乍看见我似乎有点羞怯，但立刻就被喜悦和兴奋盖过了。我在她床沿杂乱的说了半小时的话，怕她累着，就告辞了出来。在我北上以前，还见了好几次，从他们的谈话中，态度上都看出他们是很理想的和谐的伴侣。在我同他们个别谈话的时候，我还珍重的向他们各个人道贺，为他们祝福。
 　　民国十六年以后，我的父亲在上海做事，全家都搬到上来。年假暑假我回家的时候，总是常到他们家里，世瑛又做了两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敦厚温柔，更是有增无减，同时她对于君劢先生的文章事业，都感着极大的兴趣，尽力帮忙。我在一旁看着，觉得我对于世瑛的敬爱，也是有增无减！她在家是个好女儿，好姐姐，在校是个好学生，好教师，好朋友，出嫁是个好妻子，好母亲，这种人格，是需要相当的忍耐和不断的努力，她以永恒的天真和诚恳，温柔和坦白来与她的环境周旋，她永远是她周围的人的慰安和灵感！
 　　民国廿年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又搬回北平来，我和世瑛见面的机会便少了。民国廿三年他们从德国回来，君劢先生到燕大来教书，我们住得很近，又温起当年的友谊。君劢先生和文藻都是书虫子，他们谈起书来，就到半夜，我和世瑛因此更常在一起。北平西郊的风景又美，春秋佳日，正多赏心乐事，那一两年我们同住的光阴，似乎比以前更深刻纯化了。他们先离开了北平到了上海，我们在抗战以后也到了昆明，中间分别了六七年，各居一地，因着生活的紧张忙乱，在表面上，我们是疏远了。直到了前年，我们又在重庆见面，喜欢得几乎落下泪来，她握着我的手，说她听人说我总是生病，但出乎意外的我并不显得憔悴。我微笑了，我知道她的用心，她是在安慰我！我谢了她，我说，“抗战期间，大家都老了都瘦了，这是正常的表现，能不死就算好了。”她拦住我，说，“你总是爱说死字……”我一笑也就收住─—谁知道她一个无病的人，倒先死了呢！
 　　她住在汪山，我住在歌乐山，要相见就得渡一条江，翻一座岭，战时的交通，比什么都困难，弄到每年我们才能见到一两次面。她告诉我汪山有绿梅花。花时不可不来一赏，这约订了三年，也没有实现─—我想我永不会到汪山去看梅花了，世瑛去了，就让我永远纪念这一个缺憾罢。我们在重庆仅有的一次通讯。是她先给我写的，去年五月一日，她到歌乐山来参加第一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没有碰到我，她“怅惘而归”，在重庆给我写了几行：
 　　冰姐：
 　　到重庆后，第一次去歌乐山……因为他们告诉我，你也许会来参加保育院的落成典礼……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山上等你好久了……我念旧之情，与日俱深─—也许是年龄的关系，使我常常忆旧─—可是今天的事实，到了保育院，既未见你，而时间的限制，又无法去看你，惆怅而归，老八又告诉我，你身体不大好，使我更懊悔我错过了机会，不抽一刻时间来看你！我在山上几次动笔写信给你，终于未寄，今天无论如何，要写这几个字给你，或不是你所想得到的，我是怎样今情犹昔！再谈吧，祝你痊安
 　　瑛
 　　五·一·
　　我在病榻上接到这封小简，十分高兴感动，那时正是杜鹃的季节，绿荫中一声声的杜宇，参和了忆旧的心情，使我觉得惆怅，我复她一信。中有“杜鹃叫得人心烦”之语，今年三月，她已弃我而逝，我更怕听见鹃啼，每逢听见声凄而长的“苦─—苦”，总使我矍然的心痛，尤其是在雨中或月下的夜半一连叠声的“苦─—”，枕上每使我凄然下泪……世瑛毕竟到歌乐山来看我一次，那是去年夏日，她从北温泉回来，带着两个女儿，和她的令弟世圻夫妇，在我们廊上，坐了半天。她十分称赞我们廊前的远景，我便约她得暇来住些时─—我们末次的相见，是在去年九月，我们都在重庆。君劢先生的令弟禹九夫妇，约我们在一起吃晚饭，饭后谈到我从前在北平到天桥寻访赛金花的事，世瑛听得很高兴，那时已将夜半，她便要留我住下。文藻笑问，“那么君劢呢？”世瑛也笑说，“君劢可以跟你回去住嘉庐。”我说，“我住待帆庐太舒服了，君劢住嘉庐却未免太委屈了他。”大家开了半天玩笑，但以第二天早晨我们还要开会，便终于走了，现在回想起来，追悔当初未曾留下，因为在我们三十余年的友谊中，还没有过“抵足而眠”的经历！今年三月初，我到重庆去，听到了世瑛分娩在即的消息。她前年曾夭折了她的第三个儿子─—小豹─—如今又可以补上一个小的，我很为她高兴。那时君劢先生同文藻正在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我便写信报告文藻，说君劢先生又快要做父亲了，信写去不到十天，梅月涵先生到山上来，也许他不知道我和世瑛的交情罢，在晚餐桌上，他偶然提起，说，“君劢夫人在前天去世了，大约是难产。”我突然停了箸，似乎也停止了心跳，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就分函在重庆的张肖梅女士（张禹九夫人）和张霭真女士（王世圻夫人）询问究竟。我总觉得这消息过于突然，三十年来生动的活在我心上的人，哪能这样不言不语的就走掉了？我终日悬悬的等着回信，两封回信终于在几天内陆续来到，证实了这最不幸的消息！霭真女士的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