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年迈的瑞典国王握手之后，意大利人恩里科·费米（EnricoFermi）从国王手里接过了那个属于自己的盒子。盒子里装着三样东西：诺贝尔奖奖章、奖状和信封。
此时此刻，这位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最想要的，是那个并不起眼的信封。因为他知道，“那里面一定是奖金”。
这笔钱的重要性，是站在他身旁的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难以想象的。不过，费米还来不及想太多，万千思绪已被四周的掌声和祝贺所淹没。
同样是在需要掌声和祝贺的16年前，这个时年21岁的年轻人却承受了他人难以想象的尴尬与寂寞。
1922年7月，费米完成了自己关于X光实验工作研究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年轻人滔滔不绝，眼前的11位答辩委员，或面带疑惑，或直接打起哈欠。答辩结束时，这些身着黑袍头戴方巾的人，没有一个上前来握手或祝贺。他唯一获得安慰的是，论文最后得分很高，然而不知为何，学校并没有遵照惯例出版费米的博士论文。
好在参议员科尔比诺教授对费米偏爱有加。在这位政要的青睐下，费米在罗马大学获得了一个教职。当墨索里尼政权决定成立意大利最高学术机构“意大利学院”时，27岁的费米在科尔比诺的推荐下，成为院士中唯一的物理学家。
院士身份，给费米带来了颇为可观的薪水。他忍不住对妻子感叹，“金钱总是自己跑到那些不去找它的人那里。我不曾去找它，它却自己来了。”对于这个一直缺钱的人来说，钱可以给他安全感。
但对那身象征身份的院士礼服，他十分反感，只是在学院成立那天穿过一次。那天，刚好家里雇有漆工，费米让妻子把所有面向走廊的门关上，他好穿着礼服出去，以免被人看见。
他同样反感的，是法西斯的各种口号和标语。在和物理学教授布洛兹一起乘车去佛罗伦萨的途中，看着沿途写着“墨索里尼永远正确”等离奇的标语，费米每念一句标语，便大声评论道：“废话！废话！”
与此同时，费米完成的关于核子放射阴电粒的深奥理论，也被人视为“废话”。1934年，他把论文寄给《自然》杂志，对方拒绝发表。尽管这一理论成为他对物理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当时却没有几个人能理解。
不被理解的年轻人，决定暂时把精力从理论物理转向实验物理。在实验室里，费米不断用中子撞击各种元素。在撞击当时的元素周期表上最后一种元素铀时，他们发现，铀元素具有十分强烈的反应，并且放射出来的不只是一种元素。
这无疑是重大的发现，费米自然高兴，但更高兴的人，显然是科尔比诺。就在费米谨慎地表示要进一步做实验验证之时，科尔比诺已迫不及待地在科学院成果发布会上，宣布了费米实验小组取得的成果。
在法西斯政权看来，费米的发现是“法西斯在文化领域的伟大胜利”。法西斯所掌握的各种媒体开始鼓吹这一成果，并且宣称这“再一次证明了在法西斯的领导下，意大利又如同往日一样，完全可以在各方面成为全世界物理学家们的导师和物理发现的先驱”。
虚夸的报道，令费米备感尴尬。深夜熟睡的妻子，自结婚来第一次被费米摇醒。丈夫以懊丧的语调告诉她，“我的名声成问题了”。
但更成问题的，是他们的未来和生活。因为第一批反犹法律获得通过，而费米的夫人加蓬是犹太人。
1938年11月10日，费米夫妇原本根据事先的电话通知，等待晚上6点斯德哥尔摩打过来的电话。
孰料6点时，响起的不是电话铃声，而是广播里播音员生硬而冰冷的声音。对方宣读的是第二批有关种族政策的法令。法令限制犹太人的活动并降低他们的公民地位。这意味着费米的夫人和几个朋友都将受到这个法令的影响。
就在一家人心寒之极时，电话铃终于响了，“瑞典科学院决定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费米教授”。
逃离意大利的想法，早已在费米教授的心里萌生，只是苦于没有费用，因为意大利政府规定，出国的人只许带一定数量的现金。恰在此时，诺贝尔奖金给了费米逃亡的机会。
一个月后，费米登上了诺贝尔奖领奖台。这一次，意大利的媒体没有大吹大擂，只用三行字报道了费米获奖的消息。接下来便指责他犯了罪，罪名是没有对瑞典国王行法西斯式敬礼。
这些指控对费米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利用这笔奖金，费米直接逃亡到美国，并主持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为制造原子弹迈出决定性一步。
后来，费米告诉女儿，“我相信那信封是三件东西中最重要的”。也正是这件“最重要”的东西，成就了这个逃亡者辉煌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