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莉下午四点从上海飞到北京。本来两点该到，但上海有雷阵雨，飞机晚起飞俩钟头。瞿莉到上海是走娘家。本来她与娘家关系不好。瞿莉小时，与父亲关系好，与母亲关系不好；母亲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她；瞿莉有一妹妹，母亲对妹妹却不一样，骂是骂过，从无动过手；可见脾气也分对谁。家里分成两党：父党与母党。但父党弱，家里是母党的天下。上海人恋家，但瞿莉考大学，毅然考到北京，就是为了摆脱上海的母党。瞿莉与严格结婚第二年，瞿莉的父亲死了；瞿莉从此不再回上海。回上海，也不回娘家。
但近一年来，瞿莉开始走娘家，有时一月一走；连严格也不知道这变化从何而来，是瞿莉变了，还是她母亲变了。但不管是谁，严格并不反对这变化；因瞿莉一走，北京就成了严格的天下，严格就可以放心约会女歌星和其他女人了。但严格不知道的是，瞿莉回上海，并不是为了走娘家，而是为了看心理医生。瞿莉认为自己得了重度忧郁症，只是背着严格没说。
瞿莉与严格结婚十二年了。头五年，日子穷，两人老闹别扭；那时瞿莉还文静，与文静的人闹别扭，皆是冷战。五年后，日子富了，瞿莉变胖了，两人再闹，开始大吵大闹。大吵大闹五年，又不闹了，又开始冷战。这时的冷战，就不同于过去的冷战。冷战中，瞿莉突然发现自己有病。有病不在身体，在心，似总在担心什么。既担心严格变心，每天睡觉前，都偷偷到厕所检查严格的内裤；又担心自己；似又不是担心他们两人，而是担心整个世界。周围一发生变化，哪怕门口钉皮鞋的换了，或国家领导人变了，本来与她毫不相干，她都觉得世界乱了，全体不对劲。明显是忧郁症了。别人得忧郁症，应该睡不着觉，应该憔悴和瘦，瞿莉倒天天睡不够，越吃越胖。一烦心，就吃汉堡包。直到吃撑吃累，倒头便睡着了。于是就看心理医生。北京也有心理医生，但上海人心眼小，得忧郁症的更多，所以上海的心理医生，又比北京高明；瞿莉还有一个想法，这忧郁症虽得在现在，说不定和童年也有关系，和母亲也有关系，在上海就地就医，也接地气；于是一个月一趟，飞上海看医生。
别人看心理医生解开了心结，瞿莉越看心理医生，心结结得越大。给瞿莉看心理的医生是个男的，浙江奉化人，和蒋介石是同乡；三十多岁，也说浙江官话；但他没胡子，发型、手指的舞动，像个同性恋。但他看别人心理，倒是入木三分；一桩桩一件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透过现象看本质，说得头头是道。但他一开始也没说中，也是针对现象说现象，直到半年之后，盘问出瞿莉与严格结婚十二年，流过三次产，一个孩子也没保住，一切才豁然开朗。这蒋介石的小老乡，翘着梅花指，微微点头，用浙江官话说，这就对了，一切根源都在流产；和她的童年和母亲倒没关系。她担心的不是严格，也不是自己，也不是整个世界，而是孩子。检查严格的裤头，是怕他跟别人生孩子；又开始与严格冷战，做一个头发，却与周边的美发店吵了个遍，是在往外推卸责任；越吃越胖，是破罐子破摔。更进一步，根子也不在孩子，而是怕自己没有孩子，将来的家产落到谁手里。换句话说，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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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后头，藏着一个字：恨！(3)
原因找到了，医生豁然开朗了，瞿莉本也该开朗，但她没开朗，反倒更忧郁了。因为这根源她无法解决。本来对世界还没有那么担心，现在反倒更加担心了。本来担心的是整个世界，经过医生的帮助，倒渐渐落到了严格一个人身上。严格在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她都比以前留意。她也知道这种担心和留意会使事情适得其反，也许她要的就是适得其反；想用适得其反，用爆发，用一个恶劣的最坏的结果，用杀人，用血流成河，来证明错不在自己，把责任都推到对方和世界身上。过去担心严格在外边有人，现在严格在外边没人，她倒不放心；也许，严格在外边搞的越多越好；越多，越能让她的愿望早日实现。
她这次去上海，本不是为看病，就是一个习惯；昨天，她北京的一个闺中密友，打电话告诉她，严格与女歌星的照片上了报纸。这闺中密友也是个富人的老婆，大胖子，密友感慨之下，有些兴奋，又让瞿莉看清了这密友的真面目。也是时刻盼着身边朋友倒霉的人。也是心里有病。但闺中密友不知道的是，瞿莉听到这消息，并没有沮丧，而是像密友一样兴奋；就像战马闻到了战场和血的气息，浑身的血液，立即沸腾起来。但她在电话里，又故作沮丧的样子，也让闺中密友上了一当。可她准备引而不发，她要消受这苦胆和毒汁；火山积得越久，喷发出的火焰越壮观。她从首都机场下了飞机，严格来接她，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她知道严格是在欲盖弥彰，抢占这事的先机。待上了车，瞿莉抱上狗，严格打开报纸，让她看照片。接着解释：
“你爱信不信，当时我买红薯时，都没留意她是谁。”
意图这么明显，倒把瞿莉的火拱上来了。本不想上闺中密友的当，这时又上当了；本想引而不发，突然又发了。她说：
“你紧张什么？我到现场问一问，不就清楚了？”
严格：
“昨儿的事儿了，谁还记得？”
瞿莉不理，让司机径直去照片上的街头。但她这样做，正好也上了严格的当。严格不是欲盖弥彰，而是欲擒故纵；他盼的就是瞿莉去现场；瞿莉过去也去过别的现场，让他提心吊胆；但这次与过去不同，这次经过周密布置，他担心他的戏白导了；他不是借此否定这一件事，而想借此否定整个瞿莉。严格也入戏了，装作不情愿的样子：
“你爱看不看。”
随瞿莉一块来到了昨天的街头。
刘跃进本来不紧张，看到瞿莉和严格下车，演出要开始了，刘跃进突然又有些紧张。毕竟过去没演过戏，更没演过生活。演生活，原来比演戏还难。让刘跃进感到紧张的还有，他整天跟工地的民工在一起，大家都是下层人，说的是同样的话，干的是同样的事，没跟严格瞿莉这些有钱人打过交道，不知道他们整天干些啥，遇事会说啥话，自己这戏该怎么接。瞿莉牵着狗，并没有急着上去调查，而是由着狗的性儿，随意在街角各个摊子前蹓跶。严格倒有些不耐烦，催她：
“不信，你问卖烤白薯的。”
瞿莉没去问烤白薯的，倒在其它摊前继续蹓跶。但她恰好又上了严格的当。瞿莉蹓跶回刘跃进的钢精锅前，刘跃进像安徽人一样，浑身开始哆嗦。瞿莉看刘跃进哆嗦，便停在刘跃进摊前，摊开报纸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