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两会期间播出的“转基因调查纪录片”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之后，今年两会期间，崔永元接受《京华时报》和澎湃新闻网的采访，再次大谈转基因。
尽管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现在已经从“质疑”转基因的安全性转向了“呼吁”公众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但与去年“调查”转基因安全问题时的错漏百出一样，这次他的言论依然经不起推敲。
以下简评其主要言论。一些疑似谣言的内容——比如他所谓与饶毅的“对口相声”，以及去年他在政协关于转基因的提案——则交给内容相关方来解答。
崔永元再次重复了一个被批驳无数次的谎言：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在科学界有争论”。说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在主流科学界没有争议”有着充分的依据，崔永元却把佟屏亚、柴卫东、顾秀林、胡伯等人当做“真正懂行的专家”，以此来论证“在科学界有争论”。再次强调一句：在任何一个科学问题上，隔行科学家等同于普通公众（或者民科），与主流科学界无涉。
崔永元说：“研究没有人反对，转基因是一个新技术，我们不光要研究，还要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最好都有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谁都明白这个道理，如果种子的发明权和专利权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就是卡住了我们的脖子，所以加强研究是毫无疑问的。”崔永元不明白（或假装不明白）的是，转基因育种是一项应用技术，应用技术是不能永远停留在实验室中的，否则就是对科研基金的浪费，是对纳税人的不负责；应用技术还必须接受实践检验，需要积累产业化经验才能一步步走向成熟。
对于转基因科普，崔永元说：“针对转基因产品，学界、科普界、媒体界都有着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些声音越全面，消费者就越能有一个准确和清晰的判断。”崔永元深度关注转基因问题长达两年之久，对于各界的声音应该了解很全面了，他怎么就没有能够做出“准确和清晰的判断”？他的判断甚至远远比不上任何一个学过生物学课程的高中生。理解和判断转基因的安全性是有一定专业门槛的，多数百姓迄今甚至都还不清楚杂交技术与转基因育种技术本质上并无差别这样简单的信息。
事实上，这些年来关于转基因的乱七八糟的各种谣言（它们多出自媒体界），已经让老百姓无所适从——所以我才说，职业反转人士一直在用欺骗的手法剥夺公众的知情权，而科学家和科普作家们的解释工作，正是要帮老百姓夺回知情权。
对于“选择权”，崔永元说：“让想吃的人天天吃，让不想吃的人一辈子都沾不上 。”让想吃的人天天都能吃上，这不正是当年方舟子所说而遭到崔永元恶批的一句话吗？现实的情况则是：像我这样明白转基因安全性的人们，却被剥夺了天天都能吃转基因食品的权力；而“让不想吃的人一辈子都沾不上”，这事实上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我之前说过，当前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到一个完全没有“沾染”过转基因食品的人群，恐怕已经很难了。
所以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选择权，现实情况就是：如果你相信科学家（是主流科学家，而非等同于公众的隔行科学家！），那么就主动而放心地吃转基因食品；如果你相信谣言，那么就被动而糊涂、且在恐惧中吃转基因食品。对于决策者而言，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主动将自己的转基因技术产业化，要么被迫进口别人的转基因产品。
最后说说所谓的“滥种”问题。崔永元再次提及他“在市场上抽检了30多份大米样品”的结果。姜韬老师已经写文章解释，他的这些检测结果有很大可能是假阳性，在此不再赘述；我更想讨论的，是崔永元和王志安（王志安的调查结果更不可信，另文讨论）两人关于“滥种”的调查，假如其结果都是真的，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我们终于不得不步印度和巴西的后尘，在被动中接受转基因技术。
之前，我的同行袁越（土摩托）就写过一篇文章《对抗恶法》，阐述对转基因野蛮无理的严禁式管理必将导致违规种植，最终倒逼政府解除管制。
所以，当下中国政府（不仅仅是农业部）对于转基因技术异乎寻常的“谨慎”态度，以及在这种态度指导下的不作为，实际上是在给自己下套，让自己未来陷于被动境地。我在此想质问一句：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学学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