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经济学家百无禁忌的探索（1）
香港著名经济学家：林行止
被行家称为不务正业的奇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利维德，二OO三年以三十五岁的“稚龄”获得“美国经济学协会”两年一度颁发的“克拉克纪念奖”(奖章，不设奖金，四十岁以下的美国经济学家)后，接受《纽约时报杂志》特约记者杜布纳的访问；访问记长达万言（印出来整整十七页），不少涉及“私隐”，除了透露利维德年薪“可能高达”二十万美元，还说他的太太抱怨他不肯理发（“我希望他每年理发三次”），要他换掉那副戴了十五年的眼镜框（购入时已是过时款式；访问记发表后，利维德再上镜已不戴眼镜，头发亦像修剪过）及别终日坐在计算机前找资料。记者环绕其所写探讨社会现象的学术论文发问，利维德作了简略的解释。访问记发表后不久，二人便同意合作把利维德运用经济学“有效工具”剖析“严肃社会问题”的学术性论文大众化。在笔者看来，这是象牙塔学者推广所学的最佳办法。
二人结缘的结果便是宣布五月出书但三月底已发售并迅速登上《纽约时报》及《华尔街日报》畅销书榜的《怪诞经济学：一个流氓经济学家百无禁忌的探索》(StevenLevitt，Stephen Dubner：Freakonomics——A RogueZ，onoJnbC~lomsthet~ddenSideo／Everything)。吸引笔者兴趣的是书名，叫“怪诞经济学”和“流氓经济学家”，令人无法抗拒；而作者的名字亦引起笔者的注意，这不仅仅是记起《纽时杂志》那篇访问，亦因笔者《黑道白道，都有管理之道》(刊《万象》第三卷第七期)，所据便是利维德(和另一经济学家合作)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毒贩财政的经济分析》
这本只有二百四十二页的“小”书，果然没有令笔者失望，它基本上是利维德把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严肃论文改写成通俗可读、不懂经济学的读者亦很易上手甚且着迷的“小品”。所以有这种效果，笔者的看法有二。其一是利维德论文的取材无奇不有，题目更极尽“煽情”能事，比如上引那篇论文便给改为 《何以毒贩和妈妈同住?》(因为“四九仔”的收入比最低工资还低)，这样的题目，你能不看下去吗?其一是杜布纳有支生花妙笔。
对笔者来说，读《怪诞经济学》的最大发现是作者以具体数据，指出一九七三年一月美国高院判决一名堕胎妇女无罪，等于变相实施堕胎合法化(国会立法为稍后的事)，是令九十年代开始犯罪率明显下降的根本原因，所以如此，皆因堕胎令没有家教不肯上学游手好闲染上毒瘾终于铤而走险的青少年减少有以致之。利维德的逻辑很简单——给父母“放弃”的青少年令犯罪率上升——堕胎使这种青少年数量减少——堕胎因此令犯罪率下降。利用维德的有关学术论文《堕胎合法化对罪犯的冲击》在二OO一年五月的《经济学季刊》发表后，引来不少学界和评论界的批评；《怪诞经济学》出版后唱反调者人多劫盛、来势汹汹，但作者尚未有“打倒昨日之我”之意，仍在其新设网站为此说解。
利维德认为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仅止于考试分数，他罗列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双亲是高入息阶层且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子女亦较有出息；传统上父母认为多留在家庭陪伴儿女、多带他们去博物馆、文化宫参观、听古典音乐以至睡前讲故事等等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有助提高儿童的学业成绩，但统计数字看不出有这种益处——也许在性格形成及价值观上这些数字不能表达的发展上有好处——即他们并不会因为父母无微不至的“贴身关怀”而出人头地。
父母还有他们所作一切会影响孩子们长大后成龙成犬的想法，他们当然“望子成龙”，而第一件事是为孩子起个“有前途”的名字；我们中国人是此中老手，名字学且是一门涉及玄学的高深学问。不过，利维德以具体事例指出名字好坏与名主的前途有关是无稽之谈，他举了不少例子，其中以一九五八年纽约穷人(住公屋领救济金者)RobertLane的事例最典型。罗拔为七名子女起了一些很奇特的名字，而最特别要算“赢家”(Winner)，罗拔显然希望他这名儿子未来大富大贵；可是，一九六一年，罗拔最小的儿子出世，他却给他起了个至今罗拔的家人亦感困惑的名字“输家”(Loser)。有趣的是，四十多年后，“赢家”彻底失败，是被捕过三十多次的歹徒；而“输家”则当上“杂差沙展(便衣警长)”(他的同事以Lou称之)。以名字而论，他们的地位显然对调，是“名不副实”的典型。
为孩子起名反映了父母在特定环境下的“人生观”，罗拔叫儿子为“赢家”时，显示对人生充满希望，对后代有很高的期待；以“输家”名其幼子时，也许他再无明天会更好的期盼。利维德的研究还显示出父母，特别低人息、低教育和十多岁便生育的黑人单亲妈妈，会替子女起个“典型的黑人名字”，以示对族群和社区的认同；她们没想到的是，这类一望而知来自贫困黑人家庭的子女在劳工市场上十分吃亏，DeShawn肯定比Jake更难找工作，这即是说，白人若以黑人的名字申请工作比黑人用白人名字申请工作的成功机会低，这是研究人员编造像假名字假学历申请工作中所得的经验。利维德据一九六一年以来加州人口出生登记纪录一千六百多万个名字，编列黑人和白人最常用名字，对喜欢给后代起洋名的父母大有参考价值。
《怪诞经济学》共六章，分别以新奇的观点讨论统计数字中的社会现象；除了堕胎与犯罪率外，笔者以为有关以色列十间“日托幼童所”的经验亦很有启发性。“日托所”规定下午四时放学，即家人须在四时到学校领回“学生”，但他们经常迟到，这意味校方须有一名职员留守，而这有成本；为了解决问题(设法使家人准时接小孩)，“日托所”于是定出迟到十分钟罚款三美元的规定(加在月费三百八十美元上)，等于说迟到家人要分摊学校的成本；可是，新例实施后效果完全在意料之外，一个月后“迟领个案”增一倍达二十宗。作者称这种现象为“适得其反诱因”(backfiring incentives)造成，因为三美元比看管小孩临时工的时薪低，而且家人付三美元便免除“犯罪感”，等于“道德诱因”大于“经济诱因”，他们更放心迟到；令人更感意外的是，“日托所”在罚款制实行十七个星期证实有反效果后宣布取消，但“迟领个案”不变，原因是“迟到”已不必罚款同时没有“犯罪感”。
执法不假宽贷的警方亦会弄虚作假，当亚特兰大争取一九九六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利维德的实证研究显示警方故意压低犯罪率，以城市安全作为申请条件之一；犯罪率可以压低当然可以提高，什么时候警方会这样做?利维德认为在向政府申请拨款时，因为犯案愈多警方便需求更多人手……。
流氓经济学家百无禁忌的探索（2）
五月十五日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有一则“趣闻”，日本业余相扑协会认真考虑允许少年学员在尿布似的“腹带”(mawashiloin cloths)之下穿上底挎——一种贴身有质感的所谓“大力挎”(miahty pants)，因为曾经有相扑手在比赛时被对手弄松“腹带”露出那话儿而出丑，业余协会循学员要求作出这种外界看来很合理的调整，可是此举不为职业相扑力士谅解，以其有违“历史、文化和传统”，职业相扑协会甚且发出不准穿“奇装异服”的业余少年相扑手在东京国立相扑竞技场比赛的声明。此事如何了断，笔者不得而知，唯继续行旧制即不穿底挎的祖例相信很难改变。
日本“国技”在巧妙的包装下，早已成为一项庄严甚至代表“大和魂”的神圣竞技，因此很少人会想到其比赛竟然和所有体育运动一样会弄虚作伪。
由于关系到国家和个人的荣辱，同时还牵涉重大的物质诱因，运动比赛作弊并非新闻。南美足球常有“踢假波”的事故(有球员因此被赌波集团杀掉)；去年国内的足球赛事则因球员及裁判“出状况”而令整个足球圈蒙羞；二OO二年冬季奥运会的花式溜冰运动项目被发现法国与俄罗斯裁判“攻守同盟”——他们互相给对方运动员以最高分；美国的垒球赛事亦时有球员“礼让”对手；拳击赛事结果由与赌业有关的幕后人士决定的丑闻更层出不穷……。换句话说，相扑既为一种与名利有关的运动比赛，发生作假事件便非不正常。
利维德从对相扑赛果的统计数字，看出比赛有可能“出术”的破绽，然后抽丝剥茧逐步推论，证实看起来凛然不可亵渎的相扑的确“有诈”。
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到二OOO年一月间，二百八十一名相扑手参加了一共三万二千回合的比赛；利维德仔细研究赛果的统计，终于有所发现。
相扑力士有严格的排名，而排名高下左右相扑手的收入、跟班(entourage)人数多寡以至膳食住宿交通的规格等等。属于幕内和十丙的六十六名顶级力士，是相扑界的精英分子，他们之中的前四十名年人息最少十七万(美元，下同)，位列底层的力士年人只在勉强堪以糊口的一万五千元水平。显而易见，非顶级相扑力士收入菲薄，而且必须“有事服其劳”，打扫高手的宿舍、服侍他们饮食起居以至沐浴清洁等“厌恶性工作”，都是他们的日常例行任务。在“赢者通吃(杀)”(winner takes all)的运动世界(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什么行业均如此)，社会地位与收入两极化十分明显，唯以相扑的情况最极端。
相扑力士的排名由“公平竞赛”的成绩决定，这即是说，在比赛中胜出次数愈多爿陷便愈高，而这类“名人赛”(elitetournaments)每年举行六次，每名力士参加十五回合比赛，胜出八回合的力士便有资格晋级，落败者当然要降班，还可能被淘汰出幕内和十丙的行列。在十五场赛事中胜出八场因此十分重要。
如果一个相扑力士在十四个回合比赛中，成绩是七胜七败，最后一个回合便是决定他升降班的关键；假若对手的成绩是八胜六负，第十五个回合之战果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因为胜固是锦上添花，落败是八胜七负不会使他降班，这意味赛果的意义对双方大有分别，造成急欲求胜者可能千方百计令对手“让赛”，一切见不得光的事由是发生。
按照常理推测，当二名取得七负七胜赛果的相扑力土进行“定生死”即最后一个回合比赛时，由于与赛者都有求胜的决心(或必要)，因此这场赛事作假的可能性甚低；而一名在十五回合赛事中已胜出十场的力士，要他故意落败的可能性亦不大，因为摆在这类长胜军面前
的是值二万至十万现金的“敢斗赏”和“技能赏”，随之而来的当然还有非物质的荣耀，这即是说，即使巨额金钱可以令长胜军“佯输”，无形报酬亦甚难取替，因此这类赛事的
结果在赛圈外决定的可能性很低。
利维德从这三万二千回合赛果，梳理归纳出下面四个简单“公式”——七胜七负与八胜六负的两名力士比赛，根据历史纪录，以统计学算出的预期赛果是，七胜七负者胜出的机率为百分之四十／乙氨七；但实际情况是七胜七负者胜出机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九点六。这种结果可以理解，因为八胜六负者技术稍胜，因此七胜七负者胜算不及一半(百分之四十八点七)，颇为合理；但在真正比赛中七胜七负者打败比他技高半筹者的机会竟高至近百分之八十。此中必有蹊跷。
另一组数字是七胜七负与九胜五负的两名力士作赛，统计学计算出的预期赛果为七胜七负者胜出的机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七点二，这是理当如此的，非常明显，九胜五负者比七胜七负者技高一筹，后者胜出机会因此进一步下降；可是，实际上七胜七负者赢面高达百分之七十三点四。此中有诈，呼之欲出!
上引的数据虽然令利维德对七胜七负力士在第十五回合赛事何以会以高成数击败往绩较佳者生疑，但由于对七胜七负者是“升降班之战”，因此在竞技场上斗志旺盛、全力以赴，结果胜算较高，甚合隋理。可是，这些统计数字同时展示了这最后一战(第十五个回合)有在安排下演出的可能。八胜六负或九胜五负的力士在第十五回合中落败，其在相扑赛排名可保不坠，随之而来的名利等都可保持；但那位七胜七负者再胜一场，不仅可免去被降班的风险，随之而来的物质和非物质报酬相应增加，即名利双收全靠此回合的胜负，其有必赢之心，为此甚且不惜付出一定代价，是必然的。显而易见，遇上这种赛事时，为赛果进行幕后谈判的可能性不容抹煞。要知道六十六名相扑高手虽然分隶不同阵营(相扑部屋，stable[马房))，唯它们均由前相扑高手主理，加以这些选手每二个月便“切磋”十五个回合，是敌亦是友，相扑界由上而下的关系可说十分融洽，凡事因此皆可商量——今回甲(八胜六负或九胜五负)让乙(七胜七负)胜出升班，下回乙或与乙同隶一阵营的丙(八胜六负或九胜五负)亦会礼尚往来输一场。如此这般便创出双赢之局；至于这种安排是否涉及现金交易，由于并无纪录，当然“不好说”。
日本相扑总会对赛事作弊的指控，—概坚决否认，日本传媒亦鲜敢报道。不过，据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及同年九月三十日《时代周刊》(不在日本发行的国际版)的特稿，二名退休相扑手通知外国传媒，扬言要在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召开招待会，揭发在二百八十一名相扑力士中有二十九名涉及吸毒、性骚扰、逃税、贿赂(比赛作假)以至与山口组(黑社会)有密切联系，十分轰动，相扑界以荣辱攸关，如临末日；消息传出后，这二名决心揭露内幕的力土均接到死亡威胁的电话，但他们不为所动，仍要如期招待记者。不幸的是，在记者会前夕，他们都在家中中毒、暴毙于同一医院；警方认为“死因无可疑”，东京《相扑周刊》的编者指“二名退休力士同日死亡，有中毒之象，但无人知道是谁下毒”。此事虽然美国传媒广事报道，结果由于日本警方没有采取行动或进行毫无结果的敷衍性调查而不了了之。
流氓经济学家百无禁忌的探索（3）
和所有涉及金钱利益与个人荣辱的运动一样，相扑亦无法摆脱做假的可能。当然，“树大有枯枝”是现成的遮羞布，只是它有如职业相扑手系于腰间的“腹带”，有时会“出丑”的!
香港的物业市道受“八万五”重创后，在政府取消公开拍卖官地及低利率宽松货币环境下，急速复苏，可是，市民实质收入徘徊不前，以至受素质日渐提高又有价格竞争优势的内地楼盘的吸引，本地楼市已无复九七年前的盛况，发展商为了“回到从前”，替股东牟取最大利益，遂采取弹性的销售策略，在原本有限量(通常不超过总数二三成)的“内部认购”上下工夫。过去十多年来(若从最早期美孚新起计，已有四十年历史)，于新楼盘正式开售前，发展商以主观定出的楼价，供长期捧场客(有实力的楼花炒家)、高级职员及有意进行变相利益输送的对象认购，这些比较接近市场的投资者(?)购人“内购盘”兴趣的浓淡，成为厘定公开发售价的重要参考。这种有“测试市况”性质的运作形式，在地产牛市时固然有给围内人及发展商存心讨好的人尝点甜头的含意，唯由于内部认购者须承担一定风险，因为“试盘”后市道可能突然逆转，导致公开发售价比认购价低，围内人士确曾有过吃亏的个案；但在地产市场长旺的条件下，“最后买家”仍可获利，这些“先得月”的投资者当然获利更丰。换句话说，“内部认购”的卖楼方式虽对围外消费者不公平(他们付出的楼价包含围内人及发展商双重利润)，由于楼宇在市道兴旺时是稀有商品，购人者均有利可图，因此彼此长期相安无事甚且可说皆大欢喜!
可惜好景不常，物业市道九七年后急转直下。近月物业市道尤其是供应量源源不绝的中下级楼宇，虽然略见起色，却因承接力不足、市况呆滞迫使卖方必须另辟蹊径求售。掌握市场信息、具促销技巧及有相当人脉关系的物业代理(经纪)，遂突然受发展商倚重，整批整批的楼花在内部认购时落人其手，他们的地位因而类似股市的“批家”；而发展商付予经纪的回佣，亦从过往的百分之一，在若干个案中，增至前所未闻的百分之二点七五；以动辄一千数百万的物业交易，这种比率的佣金可说甚高，高佣金诱发经纪找买家的积极陛，唯很多时过于“进取”，引起“做市”的谣传，近来楼市且出现“托价”疑云，其理在此。不知道发展商这种安排是否无心插柳，把卖楼的主动权交付经纪，确是精明的安排，此中道理很简单，因为此举令经纪卖楼诱因大增。比起直接赚取楼价，回佣便显得微不足道，换句话说，物业经纪掌握大量卖盘，名副其实成为“批家”后，便会想尽办法营造楼价急涨而且升完可以再升的市场气氛，必要时甚且不惜牺牲“鱼饵”，比如缴纳根本只是围内交易的超高楼价的印花税!……
《怪诞经济学》对此有独到的剖析，物业经纪先利己后利人，是人之常性，却有违必须专心一意替客户争取最大利益以赚取佣金的经纪或代理的专业守则和道德规范。然而，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显示“芝加哥十万宗物业成交中有三千业主是经纪本人，他们卖出物业的平均价较市价(委托经纪卖楼的业主所得的价格)高出百分之三”。对于大沽家来说，他们设法让经纪成为投资者，是双赢的安排，但最后买家(自住或投资的置业者)成为这种三角关系中的唯一输家!
现在让我们看看为什么具经纪兼业主双重身份者会比业主卖得好价？本来可以用本地的例子，不过，香港的交易太灵活，弹性甚大，很难作一般论述，因此还是以美国接受较严格规管、准确度较高的芝加哥——其实全美皆如此——买卖楼宇个案作说明。
物业经纪接受卖家委托后，跑腿式的繁琐事务甚多，其佣金报酬以平均物业即一般非豪宅的民居价格为例，为成交价的百分之六，一宗三十万(美元，下同)的买卖中，经纪的毛收入为一万八千元，在一股隋形下，这笔佣金为买卖双方经纪平分，他们再向所属公司上缴其半，结果是物业成交价百分之六的佣金，归入双方经纪口袋的各只有百分之一点五即四千五百元(上述是美国的典型例子，香港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摊分佣金的“流程”是一致的)，这样子的人息已很不错，问题是，如果经纪再卖力些，也许这层楼宇可卖三十一万，可是，这额外的一万元(扣除佣金卖家实收九千四百元)，落入卖方经纪口袋的只有六百元的四分之一即一百五十元，显而易见，业主会大力争取这一万元，唯对经纪诱因则大大不足，这即是说，很少经纪愿意为这点“蝇头小利”多做工夫。但是，假如经纪同时是业主，实际收入差别便甚大，在上举例子中，其毛收入是九千七百元(扣除支付一万元买方经纪及其所属公司共得三百元的佣金)。这点看起来微不足道唯实际上大有分别的收入，是经纪兼业主售楼价格较其代客卖楼所得略高(平均为百分之三)的底因。
《怪诞经济学》举了一个真有其事的例子，以说明委托经纪卖楼不一定是能卖得高价——由业主直接卖出的价格——的好办法。有准买家愿出四十五万购人在广告中叫价四十六万九千元的房子，他致电卖家的经纪，经过一番“争持”，卖方经纪说“价钱可以商量”，他因此出价四十二万五千，希望能以他心目中的价位成交，但卖方经纪为了省时，采取速战速决策略，很快便敲定以四十三万成交，这意味卖家少收二万元(买家原本愿意出的价钱)，但卖方经纪的收入只少三百元(其所属公司的三百元自然亦成泡影)，比起其实际佣金六千四百五十元，他肯定不会为此盏盏之数而尽力。在这宗交易中，卖方损失最大，不言而喻。
了解物业代理赚钱之道，物业发展商以高折扣(回佣)即提高诱因鼓励他们成为“物业批家”，肯定可以带来推高楼价的效应，最终的得益者仍是货源最多的物业发展商，因此，把代理纳入“内部认购”系统，从谋利角度看，是高明的招数。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做法并不存在公平与否的问题，因为买家购进楼宇的价格是否“合理”，端视置业者的目的和日后物业市道的走势而定。
值得—提的是，《怪诞经济学》把物业代理与公然提倡种族歧视对黑人肆虐施刑的三K党合论(第二章)，为什么?表面上看，二者南辕北辙，毫无牵连，但作者指出他们藉舒缓、化解即替党徒及客户“分忧”之中谋取利益的原则一致……。物业卖家有什么“忧虑”？第一，卖家老是担心定出的卖价比市价低而吃亏，“怕蚀底”的心情会有忧虑和不开心的后遗症；第二，恐怕叫价太高而卖不出，担心错过旺市，因而忧心忡忡。掌握了同类物业存货量、成交价、租务市况以及按揭趋势甚至握有一张准买家名单，早已非常专业、提供的服务与医生、律师、会计师、计算机工程师等在性质上并无不同的物业经纪，便可凭他们的专业知识分担以至化解卖家的“忧虑”并从中赚取佣金；当然，卖出本身的物业远较从佣金所得更多！
摘自《万象》杂志
二OO五年八月
引言：所有事物背后的一面（1）
其中介绍了本书的核心思想：
如果说伦理道德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的话，
那么经济学就是在向我们描述这个社会到底是如何运行的。
为什么传统智慧经常是错误的……
“专家”们——从犯罪学家到房地产经纪人到政治科学家
——是如何利用事实的……
为什么“知道衡量什么，以及如何衡量，是理解现代生活的关键”……
到底什么是“魔鬼经济学”？
“学者协会”（the Society of Fellows）是哈佛大学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俱乐部，该俱乐部向年轻的学者们提供资金，来支持他们进行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资助期限通常为3年，在这段时间里，研究者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在接受该俱乐部委员会面试的时候，列维特认为自己根本不会有机会。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知识分子。根据规定，他将在聚餐的时候接受该俱乐部资深会员的面试，他们都是世界知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他担心自己根本无法与他们沟通，甚至连第一轮面试都不会通过。
其中一位会员问列维特：“看了你的资料之后，我发现我很难判断你的研究主题。你能解释一下吗？”
列维特愣住了。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研究主题到底是什么，他甚至觉得自己的研究根本没有任何主题。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站起身来，简洁地总结了列维特的研究主题。
“是的，”列维特急切地说道，“那就是我的主题。”
另外一位成员站起身来，提出了另外一个主题。
你说得对，列维特说道，那就是我的主题。
游戏就这样进行下去，就好像一群狗在抢骨头一样，不断有人提出新的主题，列维特也都一一表示同意，直到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打断了这场游戏。
“你多大了，史蒂夫？”他问道。
“26岁。”
然后诺齐克转向其他人说道：“他刚刚26岁，为什么他要给自己的研究找一个主题呢？说不定他是一个超级天才，根本不需要任何主题。他只需要找出一个问题，然后解决它，这就够了。”
——《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8月3日
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来说，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电视里的晚间新闻或者是任何一份报纸，都可能被吓掉半条命，这完全可以理解。
原因是犯罪。犯罪率一直在不断上升。如果我们把当时美国任何一座城市10年中的犯罪率用曲线图来描述的话，这副曲线图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滑雪线。一时之间，人心惶惶，好像世界末日就要到来。枪杀，已经变得司空见惯，抢劫汽车、强买强卖、抢劫、强*……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事情还会变得更加糟糕！”所有的专家都这么认为。
原因就在于所谓的超级掠夺者。他们的影子几乎无处不在，在《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在厚厚的政府报告里，有时他化身为骨瘦如柴的城市男孩，手里拿着一把廉价手枪，脑子里只有残忍和暴力。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有人预言，这些年轻的新生代杀手将把整个国家带进万劫不复的灾难当中。
1995年，犯罪学家詹姆士?阿兰?福克斯（James Alan Fox）给美国司法部长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详细谈到了青少年犯罪浪潮的到来。在这份报告当中，福克斯提出了两套方案，一套悲观，一套乐观。在那份乐观的方案里，福克斯指出，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美国的青少年犯罪率将上升15个百分点；而那份悲观的方案则指出，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将超过100%。“新一轮犯罪浪潮将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恐慌，相比之下，1995年简直是太平盛世。”
其他犯罪学家、政治家以及类似的预言家也都为人们描述了一幅同样可怕的未来，其中之一就是当时的总统克林顿。“我们有6年时间来扭转当前青少年犯罪的形势，”克林顿说道，“否则我们的国家将陷入一片混乱。而我的继任者在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所讨论的将不是全球经济的辉煌前景，而是如何让市民们能够更加安心地生活。”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把钱花在预防犯罪上面。
然而，犯罪率不仅没有“不断上升”，反而下降了。事实上，它在不断地下降，下降，一直在下降。这种下降是令人震惊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全面的下降，几乎整个国家的所有类型的犯罪率都在下降；它还是一种持续性的下降，每一年的犯罪率都比上一年有所下降；而且这种下降是完全出乎人们预料的，尤其是让那些一直在作出相反预言的专家们大跌眼镜。
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惊人的。青少年犯罪率不仅没有像詹姆士?阿兰?福克斯预言的那样上升100%或15个百分点，反而在5年时间里下降了50%多。几乎各种类型的犯罪，大到人身袭击，小到盗窃汽车，都是如此。
事实上，就在这些专家为人们描述一幅恐怖未来的时候，这些变化已经在发生了。那些当初没有预料到这种下降的专家们一时之间又开始忙于向人们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他们提出大多数理论听起来都非常符合逻辑。有人说是20世纪90年代一路狂飙的经济增长率帮助扭转了犯罪率；也有人说这是因为枪支管制法案的实行；还有人说是因为纽约城实施了新的巡管方案，结果使得这座城市的凶杀案从1990年的2 245起下降到2003年的596起。
这些理论不仅符合逻辑，而且还让人们感到振奋，因为它们都把犯罪率的下降归结为某种具体的人为因素。如果枪支控制和聪明的巡管方案，以及更好的工作机会能够让犯罪率下降的话，那么可以说人们已经掌握了控制犯罪的有效方式。当下次犯罪率升高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应对。
于是这些理论似乎理所当然地迅速传播开来，从专家的嘴巴传到记者的耳朵，再传到大众的脑子里，在很短的时间里，它们就变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识。
可问题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所有导致20世纪90年代犯罪率大规模下降的因素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事件发生在20多年前，主角是达拉斯州一个名叫诺玛?迈卡维（Nerman McCorvey）的年轻女士。
引言：所有事物背后的一面（2）
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一个大洲上的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最终就会在另一个大洲引起一场飓风，诺玛?迈卡维也在无意间戏剧性地改变了整个事件的进程。她只是想进行一次人工流产手术。她是一个贫穷，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任何专业技能的女孩子，整天酗酒，吸毒，虽然只有21岁，可她却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并且都已交给别人领养。1970年，诺玛发现自己又怀孕了。而在当时的得克萨斯等几个州，堕胎是违法的。迈卡维的请求得到了一些权势人物的支持。他们推举她成为第一诉讼人，向政府提交申请，希望能够将堕胎合法化。被告是达拉斯市刑事法官，亨利?威德（Henry Wade）。这时案子已经转到了美国最高法院（the U. S. Supreme Court），迈卡维的名字也被改成了珍妮?罗伊（Jane Roe）。1973年1月22日，法庭宣判罗伊女士获胜，允许在全美实现堕胎合法化。当然，对于迈卡维（罗伊）女士来说，这种宣判已经毫无意义了。她已经生下了那个孩子，并且又把孩子交给了别人领养。（许多年以后，她宣布放弃拥护堕胎合法化，转而成为了一名支持生育的积极分子。）
那么，罗伊诉威德案（Roe v. Wade，诺玛?迈卡维的化名，由于她的上诉，美国政府最终颁布了著名的罗伊?威德法案，该法案颁布于1973年，其内容为美国联邦法院赋予妇女堕胎权，此法案被视为过去100年中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判决之一。——译者注）是如何在整整一代人之后，导致有史以来最大的犯罪率下降呢？
从犯罪统计的角度来说，事实证明，并非所有的孩子生下来都是平等的。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数十年的研究表明，那些出生在不幸家庭环境中的孩子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那些出生在幸福家庭中的孩子。在罗伊诉威德案之后，成百上千万名女性都跑到医院实施堕胎手术，这些人大都是那些贫穷、未婚或者是未成年的女性，如果她们的孩子出生的话，他们成为罪犯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普通孩子。可正是由于罗伊诉威德案，这些孩子并没有出生。这样一个事实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许多年以后，就在那些未出生的孩子将要成为罪犯的时候，犯罪率开始急剧下滑。
真正导致美国犯罪率下降的并不是枪支控制，也不是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更不是新的巡管政策。而是潜在的罪犯数量的急剧减少。
当那些犯罪率下降，专家们（也正是那些曾经一度认为犯罪无法遏制的人）开始向媒体大谈自己的理论时，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会把堕胎合法化当成一条原因呢？
没有。
很多人都有过聘请房地产经纪人出售房屋的经历。
经纪人首先会收集所有的相关数据，拍几张照片，确定价格，写出一份吸引人的广告，积极地向客户展示房子，商议价格，并最终与客户达成交易。不错，经纪人要做大量的工作，可他们也会从中得到不错的分成。卖掉一所价值30万美元的房子之后，她一般会得到6%的提成，也就是1.8万美元。1.8万美元，你会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可你也会告诉自己，要是换成自己的话，你可能根本无法成功地卖掉这所房子。按照经纪人的说法，他们知道怎样“将房子的价值最大化”。所以他们从你这里赚到了钱。
不是吗？
房地产经纪人不同于犯罪学家，但他们确实是专家。他们比一般人或者房屋委托人更加了解房子的实际情况，房子的实际价值，房屋交易市场的状态，甚至是买家的心态。你需要依靠他才能获得这些信息。事实上，这也正是你雇用他的真正原因。
随着我们的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无数这样的专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人。医生、律师、承包商、股票经纪人、汽车修理工、抵押经纪人、金融理财师，他们都拥有巨大的信息优势。而且他们也在用这种优势来帮助自己的委托人得到他们想要的最好价格。
不是吗？
这种想法确实不错。可专家也是人，人都会受到动机的支配。因此，任何一位专家对待你的方式将取决于他的动机。有的时候，他的动机会对你有利。例如，一项对加利福尼亚汽车修理工的研究表明，他们常常会让那些有轻微故障的汽车通过检查，以此来减少小额修理账单的数量，因为这样可以为他们带来很多回头客。可另一方面，有些专家的动机也可能会对你不利。一项医学研究表明，在那些出生率下降的地区，医生实施剖腹产的概率要高于那些出生率上升的地区，这说明，当行业竞争比较严峻的时候，医生们往往会给病人实施更加昂贵的手术。怀疑“专家们可能会滥用职权”是一回事，可要证明这一点又是另外一回事。证明这种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比较一下这些专家对待你的方式和对待他们自己有何不同。遗憾的是，外科医生从来不会给自己动手术，他的医疗档案也不会被公之于众；汽车修理工本人汽车的维修记录也是如此。
但房地产经纪人的档案却是可以被公开的。而且房地产经纪人也常常会出售自己的房产。一份综合了近期芝加哥郊区将近10万笔房屋交易记录的资料表明，在这些房屋当中，有超过3 000所是属于经纪人本人所有的。
在对这些资料展开研究之前，我们最好先提出一个问题：当房地产经纪人在销售自己的房屋时，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尽量卖出高价。可以想象，当你出售自己的房屋时，也抱有同样的目的。因此你的动机看起来好像跟经纪人的动机完全一致。毕竟，她需要根据房屋售价来领取佣金。
可事实上，佣金往往并不能发挥其原有的激励作用。首先，6%的佣金通常会在卖方经纪人和买方经纪人之间进行分配。然后双方经纪人会把一半佣金上缴给自己所在的公司。也就是说，最终进入经纪人口袋的只有1.5%的佣金。
所以在出售一所价值30万美元的房屋的时候，经纪人所得到的佣金实际是1.8万当中的4 500美元。你或许会说，这也不错啊！可如果你的房屋实际价值高于30万美元怎么办？比如说，如果经纪人只要再努力一下，多一点耐心，多在报纸上登几篇广告，就可以把房屋的价格提高到31万美元呢？那样扣除佣金之后，他就可以帮你多赚9 400美元。可经纪人所得的份额，也就是多出1万美元中的1.5%，只有150美元。要是你赚9 400美元而她只能多赚150美元的话，你们之间的利益或许根本无法实现一致，尤其是当她需要支付所有广告费用，并完成所有工作的时候。经纪人是否愿意为了得到150美元而付出更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呢？
引言：所有事物背后的一面（3）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把那些经纪人出售自己本人房屋的销售数据以及出售委托客户房屋时的销售数据进行对比。通过对芝加哥郊区10万所房屋的销售资料进行分析，并考虑到所有变量（如，地点、时间、房屋质量、外观等）的因素，我们发现，在出售自己的房屋时，房地产经纪人将房屋保留在市场上的时间通常比一般时间延长10天，房屋售价通常也会高出3个百分点，即一所价值30万美元的房屋售价通常会多出1万美元。当她出售自己的房屋时，经纪人通常会等到最高的报价；而当他出售委托人的房屋时，他很可能会急于接受自己收到的第一个合理价格。跟那些依靠收取佣金获利的股票经纪人一样，房地产经纪人希望达成交易，而且要尽快。为什么不呢？即便把房屋卖个好价钱，他所得到的份额也只有150美元，这样的数目显然不值得他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所有的关于政治活动的争论当中，有一条被认为是绝对真理：金钱可以帮助候选人赢得选举。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迈克尔?布鲁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约翰?科兹尼这些都是政治斗争当中最新发生而又最富戏剧性的例子。［Jon Corzine，2003年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美国加州州长竞选中获胜，此次竞选共筹集高达八百余万美元的捐款；美国著名的金融咨询服务公司彭博咨询公司（Bloomberg LP）的大老板迈克尔?布鲁姆博格在2001年纽约市市长竞选中获胜；2005年参加竞选新泽西州长的约翰?科兹尼曾是华尔街高盛投资公司（Goldman Sachs）的董事长，在2000年自己出资6 500万美元成功竞选联邦参议员。——译者注］（我们在这里先不考虑一些相反的例子，比如说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迈克尔?霍夫顿（Michael Huffington），尤其是托马斯?格里萨诺（Thomas Golisano），他在接连三任的纽约州长选举***投入了9 300万美元资金，并分别赢得4%、8%和14%的选票。（美国前佛蒙特州州长、民主党2004年总统候选人霍华德?迪恩，通过互联网筹款超过5 000万美元，但仍然在总统竞选中败给了乔治?布什；财经杂志《福布斯》的发行人兼主编史蒂夫?福布斯，曾于1996年和2000年两度在美国共和党内竞逐参选总统的提名，均告失败；迈克尔?霍夫顿在2003年在加州州长竞选中中途推出选举；托马斯?格里萨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政治家之一，曾三次在纽约州长竞选中失利。——译者注）
事实上，选举资料表明，那些在选举中投入资金较多的候选人通常获胜的概率也会比较高。可金钱真的会有如此威力吗？
这样想似乎是符合逻辑的，就好像人们会相信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的经济会导致犯罪率下降一样。可两件事情彼此关联并不代表一件事情是导致另外一件事情的原因。关联可能仅仅意味着是两个因素（比如说我们可以称其为X和Y）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我们并不知道这种关系的方向。很可能是X导致了Y，也可能是Y导致了X；或者也可能是X和Y都是由另一因素Z引发的。
举例说明，在谋杀案多发城市中，警察的数量通常也会比较多。我们现在可以思考一些城市中警察和谋杀案之间的关联。丹佛市和华盛顿特区的人口数量几乎相等，华盛顿特区的警察数量几乎是丹佛市的3倍，可它的谋杀案数量却是丹佛市的8倍。除非拥有更多的信息，否则你很难判断是什么引发了什么。有些人可能认为是华盛顿那些多余的警察导致了谋杀案发案率的上升。历史表明，人们很容易作出这种随意性的猜测，并根据这种猜测作出一些极不负责的判断。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俄国沙皇听说那些疾病肆虐最为严重的省份往往正是那些医生最多的省份。于是他立即命令处死所有的医生。
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选举资金的话题上。要想找出金钱和选举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需要考虑一下选举过程中选民的心态。比如说你可能会捐给某位候选人1 000美元，因为你觉得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金钱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或者其中一位候选人注定会获胜，你之所以进行捐赠，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将来考虑，想讨好一下胜利者罢了。而那位没有获得捐赠的候选人显然是一位注定的失败者。（你可以问问那些在依阿华州或新罕布什尔州失利的候选人。）因此有希望获胜的候选人所筹集到的资金显然比那些当选无望的候选人要多。那么资金会如何分配呢？潜在的获胜者显然会拥有更多的现金，但他们只会在有可能失败的时候才投入大量现金，否则，他们拿什么来对付后面那些更可怕的对手呢？
现在假设我们有两位候选人，一位非常有魅力，而另外一位则不那么有魅力。那位有魅力的候选人会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并轻松赢得选举。那么，是这些钱帮助他赢得了选票，还是他的魅力帮助他赢得了选票和捐款呢？
这是一个极为关键，却又难以回答的问题。毕竟，候选人的魅力并不容易衡量。怎样才能衡量一个人的魅力呢？
关键是衡量一位候选人在跟自己进行较量时的表现。也就是说，候选人A很可能在2年或者4年之后并没有太大变化，候选人B也是如此。如果假定候选人A在两次连续的选举中所遇到的对手都是候选人B，而他在两次选举中所投入的资金数量不相同，那么，由于候选人的个人魅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衡量金钱对两次选举的影响。
符合这种情况的案例有很多，事实上，1972年以来的美国国会选举中，这种情况出现过上千次。那么，在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得出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结果相当出人意料：候选人投入的金钱数量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即便一位候选人将自己的竞选预算削减一半，他所损失的选票数量也只有1%。而那些很可能会输掉的候选人，即使增加一倍的投资，他们也只能多赢得1%的选票。所以对于一名候选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投入了多少钱，而是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在本书第五章当中，我们在“家长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有些政治家极具人格魅力，他们本身就对选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有些政治家则不具备这种吸引力，无论花多少钱也无法改变这种情况。［当然，梅塞尔（Messrs）、迪恩、福布斯、霍夫顿和格里萨诺都很清楚这一点。］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每位候选人还会在选举当中投入大量金钱呢？通常情况下，在一届选举活动（包括总统竞选、参议院及众议院竞选）期间，美国人平均投入的选举经费高达10亿美元。你可能会觉得10亿美元实在是一个大数目，可事实上，跟美国人在其他远远没有选举重要的问题上的花费相比，10亿美元并不算多。
比如说，美国人每年在口香糖上花掉的钱就有10亿美元。
引言：所有事物背后的一面（4）
本书并不是要在嚼口香糖和选举花费之间进行对比，也不是要讨论那些不够敬业的房地产经纪人，也不是要讨论堕胎合法化对犯罪率的影响。我们当然会涉及这些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讨论到其他类似的问题，例如父母教养子女的艺术、欺骗问题、三K党的内部运行机制以及《最弱的一环》（the Weakest Link）节目中的种族歧视问题等等。可本书的真正目的在于揭开现代生活的表层，探究其内部的运行机制。我们将在本书当中提出很多问题，有些是琐碎的小问题，而有些则是事关生死的大问题。我们将从数据中寻找答案，无论这些答案是来自学生们的测试分数，还是纽约城的犯罪统计数据，还是毒品贩子的财务记录。能够对某个主题形成观点或理论是件好事，人类的本性也是如此，可当我们对数据进行诚实的评估，并以此来取代简单的判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结果往往出人意料。
伦理道德代表了人们希望这个社会运行的方式，而经济学则勾画出了它的实际运行方式。经济学是一门特别讲究分析的科学，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强大而灵活的工具，可以让人们对大量的信息进行分析评估，从中找出每个因素可能对其他因素，甚至是整体所产生的影响。这也正是“经济”的真正要义，也就是大量关于工作、不动产、银行业以及投资等方面的信息。但经济学为人们提供的工具也可以被轻松地应用到其他更有趣的学科当中。
本书从非常具体的社会现象入手，通过分析提出了如下基本观点：
动机是现代生活的基石。理解动机或者找出人们真正的动机，几乎是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暴力犯罪、体育赛事作弊、网上约会等）的关键。
传统智慧（即通常的说法，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提出的一个概念，通常指那些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却因为有钱有势的人普遍使用，结果就为公众所接受为真理的说法。——译者注）常常是错误的。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并没有持续上升，金钱本身并不能帮助候选人赢得选举，每天喝8杯水也不会对你的健康有任何积极影响。传统智慧的形成往往并没有实际的证据，虽然通常很难看透，但它们仍然可以被推翻。
许多看似戏剧性的结果都有着久远的，甚至是微妙的起因。问题的答案往往并不在眼前。诺玛?迈卡维（Norma McCorvey，一位曾经在七十年代初对整个美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得克萨斯州女孩，她在21岁时曾经向法庭指控禁止堕胎的法律违反了她的基本人权，案件最终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并最终导致美国联邦法院最终宣判堕胎合法化。——译者注）对犯罪率下降所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枪支控制、经济形势以及新的巡管政策的总和。而且在下文中我还要讲到，一个名叫奥斯卡?德尼罗?布兰登（Oscar Danilo Blandon）的人对美国毒品交易市场的影响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专家”们——从犯罪学家到房地产经纪人——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为自己谋求利益。但是他们也可能会因此而反受其害。而且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他们所享有的信息优势正在日益萎缩，棺材价格和寿险价格的日益下滑就是很好的例子。
知道去衡量什么以及如何衡量，可以使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变得简单。如果你知道如何通过正确的方式来分析这些数据的话，你就可以解释那些平时根本无法破解的谜。毕竟，对于那些希望能够彻底了解这个世界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数据更有威力了。
所以本书的目的也正是去探求隐藏在每个事物背后的真相。这个过程有时可能会让人感到巨大的挫折。有时候人们可能感觉自己是通过一根稻草甚至一面哈哈镜来窥探这个世界；但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向人们提供许多不同的解释，并以一种罕见的方式来验证这些解释。从某些方面来说，对于一本书而言，这或许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理念。大多数书都会提出一个明确的主题，用一两句简洁的话来进行概括，然后对整个故事进行展开叙述，比如盐的历史、民主的脆弱性、标点符号的使用和误用等等。而本书却没有一个确定的主题。我们确实考虑过围绕一个具体的主题来创作一本书（比如说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及应用等）可这种想法一共只持续了6分钟，最终还是决定用一种历险的方式来完成这本书。我们当然也会应用当前经济学中一些最好的分析工具，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们跟随着自己的好奇心任意地进行探索。所以我们给自己的研究方法取了一个专有名称：魔鬼经济学。本书中讲述的案例可能并不是标准经济学教材中经常使用的案例，但以后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于经济学主要是一套针对某个主题展开研究的工具，所以任何一个主题都不应该超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本来计划成为一名道德家，结果却在这个过程中不经意地成为了一名经济学家。当他于1759年出版自己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的时候，现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亚当?斯密被这种新兴力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所深深吸引，但让他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数字。真正让他感兴趣的，是社会发展对于人类的影响，经济力量正在迅速改变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为什么有的人会欺骗或偷窃，而另外一些人却不会这么做呢？一个人不经意间作出的选择将会如何影响到其后的一系列人呢？在亚当?斯密的时代，人类的行为动机被放大了10倍。这些变化对他那个时代所产生的震荡和影响，无异于现代社会对于当今人类所产生的震荡和影响。
亚当?斯密研究的真正主题是个人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撞。在《世俗哲学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一书的写作过程中，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broner，美国作家和经济学家，他年轻时便以一部描写世界经济学大师思想的著作一举成名。——译者注）曾经疑惑亚当?斯密怎样才能将人类这种自私的动物的行为跟人类社会所运行的道德规范区分开来。“亚当?斯密认为，答案就在于我们能够将自己置于一个第三者的立场，使自己成为一名公正的观察者，”海尔布隆纳写道，“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形成一种确切的理念……并对一个案例进行客观的衡量和评估。”
试想一下，你正在跟一位第三方（这里的第三方也可以是两个人）来研究某个有趣的案例。在这个过程中，你首先需要提出一个以前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比如说：学校老师跟相扑运动员之间有何共同之处？
网上进行约会的人会怎样撒谎？（1）
本章将阐明这样一个观点：
没有什么比信息更加强大，
尤其是当信息这种力量被滥用的时候。
潜入三K党……
为什么说专家最有可能欺骗我们……
信息滥用的故事……
为什么一辆新车在一开出工厂就会立刻贬值……
破解房地产经纪人的密码：“状态良好”到底是什么意思？……
特兰特?洛特真的比大多数《最弱的一环》的参加者们
更加有种族主义倾向吗？……
列维特是第一个敢于承认自己的某些研究主题（比如说对《最弱的一环》节目中的歧视现象的研究）有些琐碎的经济学家。但同时他也向其他经济学家展示了他们可以怎样利用经济学工具来解释现实世界。“列维特被认为是一个半神式的人物，是当今经济学领域，也可能是所有社会学科领域当中，最富有创造力的人之一，”加州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科林?卡莫尔（Colin F. Camerer）这样评论道，“他几乎成了所有经济学研究生们的偶像，当那些研究生们走进经济学院大门的时候，他们都希望成为列维特那样的人，只不过大多数研究生的创造火花都被淹没在无穷无尽的数学研究上了。”
——《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8月3日
从整个组织的层面来说，三K党（Ku Klux Klan）在其发展历史上有着明显的波折。该组织成立于美国内战结束初期，其创始人是来自田纳西州普拉斯基市的6位美国联邦军队士兵。在这6名年轻人当中，有4位是很有前途的年轻律师，刚开始建立该组织的时候，他们只是集合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组织名称中的“Kuklux”是希腊语“kuklos”的变体，其意为“圈子”，然后他们又在这两个单词后面加上了klan，因为他们都是苏格兰—爱尔兰移民的后裔。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只是在夜间搞一些恶作剧，比如说披着白色床单，带着枕套头巾在乡间骑马。三K党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恐怖组织，专门从事恐吓和杀害被解放农奴的活动。三K党的领袖当中，有5位前任联邦军队的将军；对解放农奴运动深恶痛绝的农场主是他们的坚定支持者。1872年，尤利乌斯?格兰特总统（President Ulysses S. Grant）在参议院指明了三K党组织的真正目标：“通过暴力和恐怖手段，破坏所有与其观念不符的所有政治活动，剥夺有色人种携带武器和自由投票的权利，压制有色种族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使有色种族尽量在农奴状态下生活。”
三K党早期主要通过散发传单，凌迟处死、射杀、焚烧、鞭笞农奴，以及其他恐吓形式等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们的目标主要是那些被解放的农奴和支持黑人投票权、购买土地权和受教育权的白人。然而，由于政府的法令和武装干涉，大约在10年之内，三K党几乎绝迹。
虽然三K党组织已经瓦解，但是它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吉姆?克罗法案（Jim Crow Laws）”的制定得到了实施。在解放农奴运动期间，美国国会一直在大力推行相关法律、社会和经济措施来保证农奴获得自由，现在它开始以同样快的速度收回这些权利。联邦政府同意将部队从南方撤回，允许在南方重新建立白人统治。在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Plessy V. Ferguson，美国内战结束后，原退出联邦的南方各州政府改组后再次加入联邦，白人重新控制了南方的立法机构，并通过了歧视黑人的法律，实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一案是对该法律的一次重大考验。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维护路易斯安那州关于在铁路上对旅客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9名大法官中有8人认为，只要火车上为白人和黑人提供的设备是平等的，种族隔离就没什么不对。——译者注）当中，美国最高法院批准了全面的种族隔离政策。
从这时起一直到1915年的这段时间里，三K党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休眠状态，直到1915年，D.W.格里夫斯（D.W.Griffith）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原名为《三K党》（The Clansman），引发了三K党的复兴。格里夫斯把三K党描述成白人文化的十字军斗士，是美国历史上最高贵的武装力量之一。他在电影中引用了一位知名历史学家所著的《美国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当中的一句话：“最后，伟大的三K党终于出现了，他们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南方帝国，并切实承担起了保护南部联邦的责任。”该书的作者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是闻名一时的学者，并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复兴的三K党宣称自己已经拥有800万名成员，其中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沃伦?哈丁（Warren G. Harding），据报道他曾经在白宫宣誓效忠三K党。此时，三K党的活动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美国南部，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国家；它所关注的问题也不再局限于黑人问题，而是扩展到了天主教徒、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工会分子、移民、煽动闹事者，以及其他对现状不满的人群。1933年，随着希特勒在德国掌握大权，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第一个阐明新三K党和欧洲新威胁之间的区别：“报纸上都说希特勒是在模仿墨索里尼，”他写道，“可在我看来，他其实是在学习三K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其他一系列美国国内的动乱一度让三K党处于低潮状态。公众开始对三K党产生抵制情绪，他们不能容忍一个组织在战争期间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
然而就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三K党出现了大规模复兴迹象。随着战时的焦虑情绪逐渐让位于战后的不稳定情绪，三K党成员再度活跃起来。几乎就在太平洋战争胜利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这一天宣布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译者注）之后的两个月之内，亚特兰大的三K党成员在石头山［Stone Mountain，罗伯特?李将军（Robert E. Lee）的雕像所在地］前点燃了一座高达300英尺（约102米）的十字架。根据一位三K党成员的说法，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那些黑鬼们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三K党又回来了。” 此时亚特兰大已经成为三K党的总部。该组织跟乔治亚州的主要政治家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三K党在乔治亚的组织中甚至包括了许多警察和当地官员。三K党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成员之间一般都是通过暗号进行交流，可该组织的真正威力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它在公众心目当中引起的恐怖情绪，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K党和当地的执法部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按照三K党成员内部的说法，亚特兰大就是“看不见的三K党帝国的王者之城”，那里同时也是斯戴森?肯尼迪（Stetsen Kennedy）生活的地方，这位30岁的年轻人虽然跟三K党成员之间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可他本人却是一位坚定的反三K党分子。他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美国南部家庭，其家族中出过两名《独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签署者、一名联邦军队的军官，以及约翰?斯戴森（John B. Stetson）——著名帽业公司的创始人（斯戴森大学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
网上进行约会的人会怎样撒谎？（2）
斯戴森?肯尼迪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威尔市一座有14个房间的大房子里出生，是5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叔叔布莱迪（Brady）是一名三K党成员。可斯戴森第一次接触三K党却是通过自己的保姆佛罗（Flo）。这位一手带大斯戴森?肯尼迪的黑人保姆被一群三K党成员绑到了一棵大树上，遭到了殴打和强*，就因为她在一位少找给她钱的白人司机后面牢骚了几句。
肯尼迪因背部疾患而未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在国内捍卫自己的国家。在他看来，这个国家当时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偏见。于是肯尼迪就成了一名所谓的“游荡的不满者”，他开始四处发表文章、出版图书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抨击偏见观念。他跟伍迪?古斯里（Woody Guthrie）、里察德?莱特（Richard Wright）以及其他许多激进分子都成了好朋友；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还在法国出版了他的作品。
对于肯尼迪来说，写作并非易事，也并非乐事。他骨子里只是一名乡下孩子，他更喜欢钓鱼而不是写作。可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决心。他甚至成为了反诽谤联盟战后消除偏见活动的唯一一位比较有教养的成员。（他还发明了“皱眉力”这个短语，这个短语成为当时反诽谤联盟的核心口号，它号召人们对于那些偏见性的言论“皱起眉头”，以此来抵制公开场合的偏见行为。）他还成为了《匹兹堡信使》（Pittsburgh Courier），当时美国最大的一份黑人报纸，唯一一名白人记者。［他以戴迪?蒙森（Daddy Mention，一位黑人民间英雄，传说他奔跑的速度甚至超过了警察射出的子弹的速度）为笔名在该报纸上发表关于南部种族斗争的专栏文章。］
使肯尼迪做出这些行为的，是他对“心胸狭窄”、“无知”、“恐吓”行为的愤怒，在他看来，最明显地体现出所有这些特点的组织莫过于三K党了。肯尼迪把三K党看成是白人统治本身的恐怖武器。三K党跟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执法等部门的领导者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关联。公众受到恐吓，感到自己在三K党面前无能为力。而且当时的一些反仇恨组织对三K党知之甚少。正像肯尼迪后来写道的那样，他对一个关于三K党的事实尤其感到好笑：“几乎所有关于这个话题的资料都是评论性的，作者们都是在反对三K党，可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三K党的内部资料。” 于是就像所有坚定、无畏、足智多谋的反偏见人士那样，肯尼迪决定潜入三K党内部来获取资料。
肯尼迪开始在亚特兰大寻找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三K党成员的人”，按照他的说法，“一般这些人看起来都一脸愁容而又面容冷酷。”一天下午，他跟一位名叫斯里姆（Slim）的出租车司机坐在一家酒吧里聊天。“这个国家需要由三K党来统治，”斯里姆说道，“这是唯一能够让黑鬼们、还有印第安红毛鬼呆在原地的方式。”
肯尼迪给自己取了个化名，叫约翰?佩尔金斯（John S. Perkins）。他告诉斯里姆他的叔叔布莱迪?佩尔金斯（Brady Perkins）就是一名三K党成员。“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对吧？”他问斯里姆道。
听到这话，斯里姆立刻叫了起来：“它昨天在，今天在，永远都会存在！三K党万岁！上帝会给我们派人来的！”斯里姆对佩尔金斯说“你很幸运，”因为“眼下三K党正在招募新成员。”以前会员需要交纳的10美元费用（加入三K党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包括“你恨黑鬼吗？你恨犹太人吗？你有10美元吗？”）现在已经降到了8美元。除此之外，每个三K党成员都需要交纳10美元年费，还有15美元的制服费用。
肯尼迪记下了各种费用，假装很难筹到这笔钱，但他表示愿意加入。很快，他在石头山顶参加了一次盛大集会，宣誓效忠三K党。从那以后，肯尼迪开始每周参加三K党集会，并在集会结束之后立即赶回家里，用自己发明的密码记录下集会情况。他知道了三K党在本地区的领导者的身份，并了解到了三K党成员的等级、仪式以及暗语。根据三K党的习惯，他们会在许多单词前面加上kl两个字母；比如说在表示“两个三K党成员在当地的一个‘Klavern’（原意为‘洞穴’，其正规的英文写法是cavern，在这里三K党成员将其写成‘Klavern’，用来指代三K党的活动地点。——译者注）里举行一次谈话”的时候，他们会说“two Klansmen hold a Klonversation in the local Klavern 。”（正常的说法应该是“two Klansmen hold a conversation in the local cavern.”——译者注）。许多类似的习惯都让肯尼迪感到非常可笑。比如说在握手的时候，三K党成员会伸出左手，吊起手腕，就像钓鱼一样。当一名三K党成员来到一个陌生的城镇，想寻找当地的三K党成员时，他会问周围的人是否是“Ayak先生”，“Ayak”就是“你是三K党成员吗？（Are you a Klansman?）”的缩写。如果对方是的话，他就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是的，我还认识一位‘Akai先生’。”“Akai”是“我是三K党成员（A Klansman Am I）”的缩写。
不久之后，肯尼迪被邀请加入“Klavaliers”（cavaliers，三K党的骑士团。——译者注），也就是三K党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加入骑士团的时候，按照规定，他必须用小刀划破自己的手腕，滴血盟誓：
“作为一名三K党成员，你能否对上帝郑重起誓，保证你永远不会泄露自己所知道的任何内部机密？”
“我起誓。”肯尼迪回答道。
“你是否愿意发誓，给自己配备一把好枪和足够的火药，这样当黑鬼们闹事的时候，你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制服他们？”
“是的。”
“你是否愿意竭尽全力来保证白人的出生率？”
“是的。”
然后肯尼迪立刻被告知交纳10美元作为加入骑士团的费用，另外每个月还要交纳1美元作为应付骑士团的开销。按照规定，他还必须购买一套带帽子的长袍，并把它染成黑色。
网上进行约会的人会怎样撒谎？（3）
作为一名骑士团，肯尼迪非常担心自己迟早会被派去从事一些暴力活动。可他很快发现三K党的一个核心事实，相信这也是所有恐怖组织的一个共同特点：大多数的恐吓都只停留在口头上。
以三K党最典型的暴力活动——凌迟处死为例。下面是塔克斯基机构（Tuskegee Institute）编写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编写者以10年为单位，对美国境内黑人遭受凌迟的次数进行了详尽的统计。
请记住，这些数字所代表的不仅是由三K党执行的凌迟数量，而且还代表了整个国家有报道的凌迟数量。这组统计数据至少说明了三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凌迟处死事件的数量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第二，凌迟处死事件跟三K党的规模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我们发现，在1900年-1909年之间，也就是三K党处于休眠状态期间，美国凌迟处死的事件反而更多，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当三K党拥有数百万名会员的时候，这个国家凌迟处死的数量反而下降了，这说明三K党成员执行凌迟处死的数量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少。第三，鉴于美国有着庞大的黑人群体，所以黑人遭受凌迟处死的数量实在是微乎其微。当然，凌迟处死的事情越少越好。可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凌迟处死已经很少发生了。我们不妨将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281例凌迟处死案例跟美国同期死于营养不良、肺结核、腹泻病等病症的黑人婴儿的数量进行比较。在1920年的时候，在每100名黑人婴儿当中，大约有13人会死亡，或者说每年大约有2万名黑人婴儿死亡，而相比之下，在这10年当中，这个国家每年死于凌迟处死的黑人数量只有28人。到了1940年的时候，每年死亡的黑人婴儿数量大约为1万名。
年份 被凌迟处死的黑人人数被
1890—1899 1111
1900—1909 791
1910—1919 569
1920—1929 281
1930—1939 119
1940—1949 31
1950—1959 6
1960—1969 3
那么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凌迟处死的情况几乎绝迹，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当三K党蓬勃发展的时候，美国凌迟处死的案例反而急剧下降呢？
最为有说服力的解释莫过于，所有早期的凌迟处死行为都发挥了作用。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无论是否属于三K党，都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口号宣传向黑人传递了一种强烈的恐吓情绪。如果一名黑人胆敢违反那些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无论他是在背后议论一位白人司机，还是胆敢试图投票，他都知道自己一定会受到惩罚，甚至可能是死。
因此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斯戴森加入三K党的时候，该组织实际上已经不需要进行那么多暴力活动了。由于长久以来一直接受“二等公民”的身份，所以白人实际上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惩罚的方式来强行压制黑人了。一两例凌迟处死的案例就可以在人们心中制造一种顺从心理，因为人们总是对那些比较恐怖的行为作出比较强烈的反应。而且真正有效的恐吓手段往往是随机的暴力行为，这也正是恐怖活动之所以如此有效的主要原因。
但如果三K党在20世纪40年代很少采取暴力活动，那它主要都做了哪些事情呢？斯戴森?肯尼迪所加入的三K党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兄弟会，其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未来也没有太多希望，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发泄的窗口，以及一个偶尔在外过夜的理由。而三K党的半宗教组织形式，宣誓效忠等众多属于顶级秘密的活动又使得这个组织变得更加有吸引力。
肯尼迪还发现，三K党实际上是一个隐蔽的赚钱机器——至少那些处于该组织顶端的领导者从中获利甚丰。三K党的领导者们有很多收入来源：他们有成千上万名交纳会费的会员；那些聘请三K党来恐吓工会或向三K党交纳保护费的企业主也是一个巨大的收入来源；还有三K党大游行也会带来不少捐款；即便是偶然为之的月光行动（作者在这里指三K党偶尔进行的抢劫活动。——译者注）也能给他们带来不错的收入。此外还有一些类似于“死者福利协会”的机构也可以成为营利机器，该类机构通常会向三K党成员出售保险，而且只接受现金支付或者巨龙（三K党内部高级官员。——译者注）本人签字生效的私人支票。
加入三K党几个星期之后，肯尼迪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对其发起攻击。当他听说三K党正在计划组织一次旨在铲除工会的大游行的时候，他立即将该信息透露给一位工会的朋友。同时他还把该信息传递给乔治亚的助理大法官。在对三K党总部进行调查之后，肯尼迪给乔治亚州州长写信，列举了一系列取消三K党的理由：长期以来，三K党一直宣称是一家非营利、非政治组织，可肯尼迪提供的证据表明，该组织实际上既是一家营组织，同时又在从事着政治活动。
肯尼迪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三K党根基深厚，而且又受到广泛的支持，所以肯尼迪感觉自己简直是在蚍蜉撼大树。而且即使他能够撼动三K党在亚特兰大的根基，该组织在整个国家其他地方的成千上万个分部（此时的三K党正处于复兴高峰期）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肯尼迪突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挫折感，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好的主意。有一次，他注意到一群小孩子在玩一种间谍游戏，在这种游戏当中，孩子们彼此之间会通过一些愚蠢的暗号进行沟通。这让他想到了三K党。他想，如果能够把三K党的暗号和其他秘密公布给全国的小孩子的话，那结果将会怎样呢？有什么比“让一个秘密组织的所有秘密都变得可笑”更能摧毁该组织的呢？（巧的是，在《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电影当中，一位前任联邦士兵正是由于看到两个白人孩子躲在床单里吓唬一群黑人孩子的情景才想到成立三K党的。）
肯尼迪想到了一个公布信息的绝佳渠道：《超人历险记》（Adventures of Superman）广播剧，这是一个面向全国数百万听众的节目，每天大约在晚饭时间播出。他立刻跟该节目的制作人取得了联系，问他是否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关于三K党的内幕消息。制作人立刻表示出了强烈的兴趣。在过去的许多年当中，超人的对手一直都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裕仁天皇，可随着战争的结束，他现在需要新的对手了。
网上进行约会的人会怎样撒谎？（4）
于是肯尼迪开始把自己掌握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供应给《超人》节目制作组。他告诉他们关于“Ayak”先生以及“Akai”先生的故事，他还从三K党的圣经——在三K党内部被称为“可兰”（Kloran）里截取了一些被经常使用的语句，把它们公布出去。（肯尼迪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白人基督教徒组成的组织会给自己的圣经取一个类似于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经典的名字。）他公开了一个三K党分部的基本组织形式：Klaliff（副总裁），Klokard（讲师），Kludd（牧师），Kligrapp（秘书），Klabee（财务官），Kladd（指挥官），Klarogo（内部卫兵），Klexter（外部卫兵），the Klokann（一个5人调查委员会）以及Klavaliers（一支配备精良的武装部队，肯尼迪本人就属于这支部队，该部队的首领被称为“首席踢屁股官”）。他按照从低到高的级别顺序对外公开了所有三K党的组织级别：最高级别是圣巨人和他的12位恐怖之神；接下来是大巨人和他的12位愤怒之神；然后是巨龙和他的9名精灵；最后是帝国巫师和他的15位精灵。而且肯尼迪还告诉节目制作组三K党现在正在使用的暗号、活动安排以及他自己所在的三K党分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内森?贝德福德?佛里斯特一号内部流传的一些小道消息。
节目制作组立刻开始创作一档为期4周的节目，来讲述超人是如何在4周时间里彻底扫平三K党的。
第一次节目播出之后，肯尼迪怀着急切的心情参加了三K党的聚会。果然不出所料，大家都感到非常沮丧。巨龙尽量使整个会议保持正常，可会员们的情绪根本无法控制。“前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其中一位成员抱怨道，“我发现我的孩子跟其他孩子们有的在脖子上围着毛巾，头上顶着枕套。那些带毛巾的正在到处追赶那些带枕套的。当我问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自己正在玩一种叫做‘超人大战三K党’的游戏。”这帮孩子知道我们所有的暗号，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荒谬的事！想想看，要是有一天，我的孩子在衣柜里找到我的三K党制服怎么办？
巨龙答应一定要找出三K党内部隐藏的叛徒。
“可我们已经受到损失了。”一名三K党成员说道。
“我们神圣的仪式正在被一群孩子在广播剧里玷污！”另一名成员接着说道。
“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秘密都公开出来。”巨龙提醒道。
“他们没公开的只是一些不值得公开的东西。”刚才说话的那位成员说道。
巨龙建议他们可以立即更换暗号，把暗号从“红血”改为“叛徒必死。”
这天晚上的会议结束之后，肯尼迪立刻给《超人》节目制作组打电话，告诉他们新的暗号，制作组成员答应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播出这些新的暗号。在第二个星期的三K党聚会当中，只有几个人到场，整个房间几乎空了；申请加入三K党的人数也将近减少到零。
在肯尼迪想出来的所有主意当中，他的《超人》计划无疑是最聪明，也是最有效的。它所产生的效果正是他想要的：利用三K党的秘密来对付它自己，把那些三K党成员引以为傲的信息优势转变为一种用来进攻三K党的秘密弹药。很快，随着信息被公开，庞大的三K党士气大为降低，整个组织开始出现动摇。虽然三K党并没有因此而土崩瓦解，尤其是在南部。戴维?杜克（David Duck），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的颇有口才的三K党领袖，甚至想办法向美国参议院和其他机构申请将三K党合法化。但是，确实此时的三K党已经风光不再了。在《火焰十字架：三K党在美国》（The Fiery Cross: The Ku Klux Klan in America）一书当中，历史学家维恩?格雷格?维德（Wyn Craig Wade）把斯戴森?肯尼迪称为“阻止战后美国北部三K党复兴的最重要因素。”
这并不是因为肯尼迪多么勇敢，多么果断，或者多么镇定——当然，他确实拥有这些品质。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肯尼迪理解了信息的力量。三K党的权力就好像政治家、房地产经纪人，或股票经纪人的权力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一旦这些信息落入错误（你也可以认为是适当）的人手上，整个群体的优势就会在瞬间消失。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时候，定期人寿保险（简称定期寿险）的价格出现了急剧下降。人们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因为这种下降显然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原因。其他类型的保险，包括健康保险、车险以及房产保险的价格都并没有下降。保险公司本身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保险经纪人，或者是那些购买定期寿险的人也没有太大变化。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答案就是互联网。1996年春天，quotesmith.com成为首批帮助客户对几十家不同保险公司的定期寿险价格进行对比的公司之一。对于这类网站来说，定期寿险简直是一个完美的产品。与其他类型的保险，包括终生寿险相比，定期寿险的差别通常不会太大：大都是为期30年，保险金为100万美元。所以对于客户来说，在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真正的关键因素就是价格。而在一般客户看来，同时联系多家保险公司，然后进行价格对比的做法无疑过于耗时，可一旦有了quotesmith.com之后，这个过程突然就变得简单起来。只要登陆这家网站，客户几乎立即就能找到最便宜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争得客户，保险公司别无他法，只能降低价格。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保险客户们每年在购买定期寿险上的花费减少了10亿美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网站通常只列出价格而不从事销售寿险的实际业务。因此它们真正提供的并不是保险。跟斯戴森?肯尼迪相似的是，这些网站实际上只是在传播信息。（要是在肯尼迪打入三K党的时代有互联网的话，他很可能会在开完会之后立即跑回家，把所有的信息都公布在互联网上。）可以肯定，公布三K党的信息和公布保险公司的寿险信息之间肯定会有所不同。三K党内部所传播的都是一些会让人感到恐惧的秘密信息，而保险公司只是让信息尽量分散，从而使客户难以进行横向比较罢了。可无论对于保险公司还是对于三K党来说，信息的散布都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信息持有者的权力。正像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Lousi D. Brandeis）说过的那样，“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信息是一个信号灯、一把指挥棒、一根橄榄枝、一道保护线，它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人们掌握和利用这些信息的方式。比如说二手车交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于一辆新车来说，它被开到大街上的那天是它生命中最为糟糕的一天，因为一旦被开走，它的价值立刻减少1/4。这听起来有些荒谬，可我们都知道，事实确实如此。通常情况下，一辆售价为2万美元的新车转手的价格不会超过1.5万美元。为什么？因为按照通常的逻辑，人们只有在车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愿意把一辆新车转手。所以即使这辆车本身没有问题，潜在的买家也会以为车有问题。他相信车主本人一定比自己更加了解车的状况，所以车主必须为自己掌握的这种信息优势付出代价。
可如果这车确实有问题呢？在这种情况下，车主通常会等上一年再卖掉汽车。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对车子质量的怀疑心理就会减弱；而且到了那个时候，由于有些人会卖掉那些虽然买了一段时间，可质量仍然完好的汽车，这时问题汽车的车主就会滥竽充数，把自己的汽车一起出售，从而卖到超出汽车本身价值的价钱。
信息就是互联网世界的流通货币（1）
交易的一方总是会比另一方拥有一些信息优势，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现象被称为信息不对称。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所信奉的一条真理就是：一些人（通常是专家）总是比另外一些人（通常是消费者）知道得更多一些。但到目前为止，各种各样的信息不对称事实上都已经被互联网的发展所削弱。
信息就是互联网世界的流通货币。作为一种媒介形式，互联网可以迅速地把信息从那些拥有它的人手上传递到那些需要它的人手上。一般情况下，就好像在定期寿险中的情况一样，信息的存在形式是非常零散的。（这互联网就像是一块巨大的马蹄形磁铁，它可以盘旋在漫无边际的稻草堆上，将所有的铁针都从稻草堆里吸出来。）就好像斯戴森?肯尼迪做出了一些任何记者、公益人士或检察官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一样，互联网所做的事情也不是任何消费者权益组织能够做到的：它大大缩小了专家与大众之间的距离。
有些时候，跟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反而会加大专家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为此时专家很可能会利用他的信息优势让你感觉自己非常愚蠢、低级、卑贱或无知，要想克服这种情况，互联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工具。设想一下，当你心爱的人去世的时候，丧礼顾问知道你根本不了解他的工作，而且你现在正处于情感上的极度低落期，他会劝你买一套价值7 000美元的水晶骨灰盒。或者你还可以设想汽车交易商所面对的情况：推销员会不遗余力地告诉你关于这辆车的各种信息，以此来淡化你对它基本价格的关注。可当你回到家里，头脑开始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利用互联网查出汽车交易商到底支付给了制造商多少钱。或者你可以登陆www.tributedirect.com，这时你会发现，只用3 2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套水晶骨灰盒。除非你事先已经对骨灰盒的行情非常了解，决定花2 995美元买一个“最后一洞”（一种上面印有高尔夫球图形的骨灰盒）或“记忆猎人”（上面刻有野牛和其他猎物），或者是丧礼顾问根本没有提到的其他一些价格更加低廉的样式。
另一方面，虽然互联网非常强大，但它仍然无法彻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21世纪最初几年的公司丑闻就是最好的证明。安然公司暗箱操作、做假账以及操纵能源市场。美林证券的亨利?布吉特（Henry Blodget）和索罗门—史密斯—巴尔尼的杰克?格鲁博曼（Jack Grubman）都非常清楚这家公司简直是一堆垃圾，可他们在报告当中还是对其大加吹捧。CSFB（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的弗兰克?夸特朗（Frank Quattrone）在首次公开招股问题上欺骗股民。山姆?瓦克萨尔（Sam Waksal）在收到食物与药品管理局的报告后立即抛售自己的ImClone公司股票；他的朋友玛沙?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也抛售了自己手中的股票，并在抛售原因上撒了谎。为了抬高本公司的股票价格，世通公司（WorldCom）和Global Crossing公司虚报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多家共同基金公司为那些优惠客户大开绿灯，不仅在价格上而且在交易方式上为他们提供很多方便，还有许多管理者则被指控隐瞒管理费用。
虽然形式多种多样，可这些罪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利用信息在进行犯罪。其中大多数情况都是某位专家，或者某些专家，在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散布虚假信息，或者是隐藏一些真实的信息；无论表现形式如何，专家们都在尽量扩大原本已经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采取这种做法的人，尤其是当他们处于高端金融领域的时候，通常会这样为自己辩解：“别人都这么做。”事实可能确实如此。信息犯罪的一个特点就是：犯罪者的罪行很少被发现。跟街头犯罪不同的是，利用信息犯罪的人并不会留下一具尸体或一扇被打碎的玻璃窗。在“甜饼犯罪”中只要保罗?费尔德曼统计一下收到的现金，他就可以发现有多少人吃了甜饼却没有付钱，但利用信息进行犯罪的人却不会留下任何证据。要想使这种犯罪行为浮出表面，必定要经过一番剧烈的变动。只有在变动结束之后，所有的一切才会真相大白。当事者在犯罪的时候，不会想到自己的秘密行为会被公之于众，所以安然公司的录像带，也就是那盘在安然公司崩盘之后流散出来的记录公司员工秘密谈话的录像带才会引起轩然大波。在2000年8月5日的一次电话交谈当中，安然公司的两名贸易官讨论了安然公司是怎样利用加利福尼亚的一场大火来抬高它的电力价格的——“当时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字眼儿就是，”一位贸易官说道，“烧啊，宝贝，烧吧。”几个月之后，这两位名叫凯文和汤姆的贸易官讲述了加州官员是如何让安然公司退还该公司操纵电力价格所得的暴利。
凯文：他们让你们退还所有的钱？所有你们从那些加州可怜的老奶奶那里抢走的钱？
鲍勃：是的，哥们儿。
凯文：是的，当初你们把价格抬高到每千瓦250美元，现在她要把所有的钱都拿回去。
看到这里，相信你已经猜出，所有的专家都在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信息做一些对你不利的事情。专家的价值就在于：他们拥有一些你们所没有的信息；或者你会觉得他们的整个操作过程非常复杂，即使掌握了必要的信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你对他们的专业知识充满敬畏，根本不敢挑战他们的权威性。如果你的医生说你必须进行血管成形手术，即使当今一些医学研究表明血管成形手术根本不能防止心脏病，你也不会觉得医生是在利用信息优势来为自己或自己的同事牟取暴利。戴维?希里斯（David Hillis）是达拉斯州德克萨斯西南医学中心的一名心血管专家，他曾经告诉《纽约时报》，从赚钱的角度来说，医生跟汽车推销员、丧礼顾问或基金经理的立场是一样的：“如果你是一名心血管专家，本地一名叫乔?史密斯（Joe Smith）的内科医生让一些病人去你那里看病，而你却告诉这些病人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病的话，很快乔?史密斯就不会再给你送去病人了。”
有了信息这种武器之后，专家们就可以使用一个强大的工具：恐惧。要是不进行血管成形手术的话，你就会担心你的孩子会突然发现你死在卫生间的地板上。要是你不买一套漂亮的骨灰盒，你会发现自己的祖母在天国受难。一辆2.5万美元的汽车会在发生车祸时像玩具一样被挤扁，而一辆价值5万美元的汽车却可以用坚钢硬铁把你最爱的人保护起来。当然，商业专家带来的恐惧跟三K党组织制造的恐惧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可他们的原理是相同的。
信息就是互联网世界的流通货币（2）
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会产生任何恐惧的交易，比如说出售房屋。卖掉一座房子有什么可怕的呢？当然，对于你来说，买卖房屋很可能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一笔金融交易，你可能在不动产交易方面根本没有经验，而且你可能对自己的房屋充满感情，所以在出售房屋的过程中，你至少会有两个层次的心理恐惧：价钱可能过低，或者你的房子根本卖不掉。
在第一种情况下，你担心把价格定得太低了；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实际上是在担心自己的价格有可能太高了。当然，你的经纪人可以设法为你在高价和低价之间找到一个黄金平衡点。通常情况下，房地产经纪人会掌握所有的信息：房屋的市场存量、最近的销售趋势、房产抵押市场的变化，他甚至可能已经在心里列出了一串潜在买家的名单。你可能甚至会感觉自己非常幸运，能够找到这样一位知识丰富的专家来帮自己处理这么复杂的事情。
问题是，他并不这么认为。房地产经纪人通常不会把自己的委托人看成是盟友。回想一下我们在本书开始部分谈到的那项研究，其中谈到了房地产经纪人出售自己房屋时的最终成交价格，以及他们在出售委托人的房屋时的最终成交价格。该研究表明，经纪人通常会把自己的房屋多保留10天时间，等待更高的报价，并把自己的房屋以高出委托人房屋3%的价格卖出去，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把委托人的房屋以3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的话，他至少能把自己的房子多卖1万美元。这多出的1万美元就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问题在于，即便把你的房子多卖1万美元，经纪人最终也只能得到150美元，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150美元付出那么多的辛苦。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让你相信30万美元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报价了，只有傻瓜才会拒绝这样的价格。
他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肯定，你的经纪人不会直接喊你傻瓜。他只会给你这样的暗示，比如说他可以告诉你，就在同一个街区，有一所房子也在转让，那所房子比你的还要大，还要新，还要漂亮，可它已经闲置6个月都没卖出去了。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经纪人的主要武器就是：将信息转化为恐惧。下面我们来看斯坦福大学法律教授约翰?多诺修（John Donohue）讲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当时正要购买斯坦福校园里的一所房子，”他回忆道，“卖方的经纪人不停地告诉我，因为房地产市场很快会繁荣起来，所以这笔交易一定对我有好处。可我刚签完字，他就问我是否需要找一名经纪人来帮忙出售我现在的房子。我告诉他说不定我自己就可以把它卖掉，然后他回答道，‘约翰，要是在平时，你或许可以卖掉，但现在市场这么不景气，我觉得你确实需要一名经纪人。’”
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一个“繁荣的市场”很快就变得“不景气”了。对于那些正在寻找下一笔交易的经纪人来说，他们很容易捏造出这样的“奇迹”。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关于房地产经纪人是如何滥用信息的。这个故事的主角叫K，是本书一位作者的好朋友。K想买一所标价为46.9万美元的房子。他准备报价45万美元，可当他给卖方经纪人打电话，询问房主所能接受的最低价格是多少的时候，那位经纪人立刻对K嗤之以鼻。“你应该感到惭愧，”他说道，“这显然违反了我们这一行的基本道德。”
K表示道歉。然后两个人开始改变话题，聊起了其他事情。10分钟之后，正当谈话要结束的时候，卖方居然接受了43万美元的价格。由于经纪人的介入，卖方损失了2万美元。而与此同时，经纪人只损失300美元。这只是一笔很小的损失，但它却可以让经纪人又快又简单地完成交易，并轻松赚进6 450美元。
由此看来，房地产经纪人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说服委托人接受低一些的价格，并同时告诉潜在买家他们完全可以以低于标价的价格买到房子。当然，经纪人不会直接地告诉买家去压低价格，他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更加巧妙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前面提到的对房地产经纪人的研究当中还提到了一些广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经纪人是如何通过广告词来暗示买方压低价格的。比如说像“状态良好”这样的广告语就充满了暗示意味，它的言外之意是“这房子很旧了，但还能坚持几年。”有经验的买家当然能够看透其中的含义（或者他可以亲自去看看房子），可对于一个65岁而且已经退休的委托人来说，他觉得“状态良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广告语，这显然正合经纪人的心意。
一项针对不动产广告用语的分析表明，经纪人所选择的广告语跟房屋的最终成交价格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当然，这并不是说把一所房子标为“状态良好”就会大大降低房子的最终售价。但是，研究表明，当房地产经纪人在广告语中使用“状态良好”这个词的时候，她确实是在鼓励潜在的买家压低价格。
下面是不动产广告中最常使用的10条广告语。其中有5条对最终成交价有积极的影响，有5条会产生消极的影响。读者不妨猜猜看哪些广告语会有积极影响，哪些广告语会产生消极影响。
10条最常见的不动产广告语（1）
1、棒极了 6、人工大理石
2、花岗石结构 7、迷人
3、宽敞 8、枫木
4、工艺先进 9、高档社区
5、！ 10、够档次
一所“棒极了”的房子应该会卖个好价钱，不是吗？一所“迷人”而且位于“高档社区”的房子会怎么样呢？不，不，不，不。下面是答案：
5条会对成交价格产生积极影响的广告语
1、花岗石结构 4、枫木
2、工艺先进 5、够档次
3、人工大理石
5条会对成交价格产生消极影响的广告语
1、棒极了 4、迷人
2、宽敞 5、高档社区
3、！
在5条会对最终成交价格产生积极影响的广告语当中，有3条实际上是在描述房子的具体情况：花岗石结构、人造大理石和枫木。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广告语通常比较具体而直接，因此也就非常有用。如果你喜欢花岗石，那么你就可能会喜欢这房子；可即便你不喜欢这房子，这条广告语至少也会给你一种“很实在，不夸张”的感觉。“够档次”和“工艺先进”也是如此，两条广告语实际上都是在告诉买家，这房子确实棒极了。
相比之下，“棒极了”这样的字眼非常模糊，“迷人的”也是如此。这两个词听起来都好像是在暗示说这所房子实际上没有什么具体的优点。而“宽敞”这个词则经常会让人感觉有些虚张声势或不切实际的感觉。“高档社区”实际上是在告诉买家，虽然这所房子本身不是很好，可周围的房子都不错。而一个惊叹号则无疑是一条极其糟糕的广告语，它让人感觉广告商实际上是在用假装的热情来掩盖房子的缺点。
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房地产经纪人在出售自己的房屋时所使用的广告语，你就会发现她们总是会尽量使用一些描述性的词语（比如说“新建”、“花岗石”、“枫木”、“即可入住”等等），而避免使用一些空洞的形容词（比如说“棒极了”、“无可挑剔”和“！”等）。然后她会耐心地等到最好的报价。她可能会告诉买家附近一所房子的最终售价比预期售价高出2.5万美元，还有另外一所房子最近正在被几位买家争得火热。她会非常仔细地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信息，使信息不对称的力量发挥到最大。
可就像丧礼顾问、汽车推销员和人寿保险公司的情况一样，房地产经纪人的这一优势也正在受到互联网的侵蚀。毕竟，任何要卖房子的人现在都可以登陆互联网，并收集大量关于房屋销售趋势以及当前抵押率的信息。人们越来越容易获得自己需要信息，并从所获得的信息当中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房地产经纪人仍然可以把自己的房子卖个好价钱，可随着不动产网站的出现，她们所享受的这一优势正在慢慢缩小。
如果有人以为只有那些专家或者是经纪人才会滥用信息优势的话，这种想法显然太幼稚了。经纪人和专家也是人，他们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也可能会滥用信息，比如说他们会选择传达一些我们喜欢听的信息，或者是隐瞒一些真实的信息。
想想看，在工作面试中，你会怎么向对方介绍自己？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对比一下第一次跟人约会时的对话以及跟对方结婚10年后的对话。）或者设想一下，当你第一次录制全国性节目的时候，你会怎么向观众介绍自己。你希望给观众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或者你希望别人感觉你很聪明、很善良或很漂亮，而不希望被人看成是一个残忍的家伙或是个有偏见的人。在三K党的全盛时期，它的成员感觉公开鄙视“黑人基督徒”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可从那以后，偏见已经受到了巨大的谴责。（如今已经88岁的斯戴森?肯尼迪认为这种变化是他的“皱眉力”运动的一部分成果。）即便是那些稍微表现出偏见的人现在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2年洛特曾经在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曾担任美国参议院临时议长）100岁生日晚会上发表了一段祝词。在这段祝词当中，洛特谈到了瑟蒙特1948年参加的那届总统竞选，当时瑟蒙特就提出了种族隔离的主张；洛特所在的密西西比州，是当时支持瑟蒙特的4个州之一。“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洛特告诉前来参加晚会的人，“如果这个国家的其他州都能像我们一样，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不会出现。”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洛特被迫辞去了他在参议院的职务。
普通的美国公民也不希望在公开场合展现出一副“偏见分子”的形象。有什么办法可以发现一个人是否在公共场合表现出偏见吗？
这听起来好像很难做到，但电视节目《最弱的一环》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公开场合偏见行为的绝佳方法。作为一档源自英国的游戏类节目，《最弱的一环》在美国几乎可以说是一夜成名。该游戏一共有8位参赛者（日间版的参赛人数为6位）。按照规定，每位参赛者都会回答一些小问题，然后大家共同竞争一个以现金形式结算的累积赌注。可事实上，即使是那些几乎回答对所有问题的人也未必能够晋级。根据规定，在每一轮问题结束之后，参赛者就会进行投票来淘汰其他参赛者。从理论上来说，在投票过程当中，参赛者回答问题的能力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他的种族、性别、年龄也不是那么重要。可事实是怎样的呢？通过对比参赛者的实际投票情况和投票方式，我们就会发现在该比赛当中是否存在歧视现象。
10条最常见的不动产广告语（2）
随着游戏的进行，投票规则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根据比赛规定，选手回答对的问题越多，赌注中的现金也就会越多，所以在刚开始的几轮投票当中，参赛者大都会淘汰掉那些水平不高的选手。而在后来的投票当中，因为留下的人数越来越少，参赛者的心理开始发生了变化。“赢得赌注”的欲望超过了“积累赌注”的欲望。要想做到这一点，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淘汰掉那些能力比较强的选手。所以简单来说，参赛者通常会在最初几轮的比赛当中淘汰掉成绩较差的选手，而到了后几轮问题当中，参赛者便开始考虑淘汰掉那些比较优秀的选手。
在对《最弱的一环》节目中投票情况进行分析的时候，关键是要把选手回答问题的能力跟他的种族、性别和年龄区分开来。如果一位年轻的黑人男性回答对了很多问题，但却在前几轮就被淘汰出局，这说明其他参赛者显然有歧视心理。与此同时，如果一位年迈的白人女性没有回答对一个问题，但却始终没有遭到淘汰，这也可以说明其他选手很可能存在偏见。
需要提醒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摄像机镜头前面发生的。参赛者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朋友，家人，还有同事们都在看着自己，所以他们通常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偏见。那么在《最弱的一环》当中，通常是哪些人会受到歧视呢？
事实证明，被歧视的并不是黑人。通过对160多期节目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无论在早前几轮还是在后几轮比赛当中，黑人的淘汰率都跟他们回答问题的能力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肤色而受到歧视，女性参赛者也是如此。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两个发现都没有什么让人惊奇的地方。因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美国最有影响的两大社会运动就是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而在这两大运动当中，人们主要反对的就是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
因此你可能会说，歧视现象在20世纪就已经被消除了。
或者如果歧视某个群体已经变得不再那么流行了，所以即便是那些最不敏感的人群也会尽量使自己，至少在公共场合，给人留下为人公正的感觉。可这并不意味着歧视心理本身已经消失了，它只是说明那些有歧视心理的人会为自己的这种心理感到难堪而已。那么我们该怎么判断《最弱的一环》中的现象呢？难道歧视心理真的已经不复存在，或者人们只是设法掩盖了自己的歧视心理而已？只要看看那些不受社会保护的群体的情况，答案自然就会很明显。事实上，《最弱的一环》中的投票数据的确表明，有两种人经常会受到歧视：老年人和西班牙裔人。
在经济学家看来，歧视主要分为两种。有趣的是，那些参加《最弱的一环》节目的老年选手似乎正在遭受其中一种歧视，而受歧视的西班牙裔人遭受的则是另一种歧视。第一种歧视被称为品味歧视，也就是说一个人歧视另外一个人，主要是因为他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人。而在第二种歧视——能力歧视当中，一个人之所以会歧视另外一个人，是因为他觉得此人能力低下。
在《最弱的一环》节目当中，西班牙裔人实际上是在遭受能力歧视。其他的参赛选手似乎认为西班牙人的能力很差，即使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歧视心理导致西班牙裔选手经常在比赛的最初几轮就被淘汰，可一旦坚持到后面几轮，即使该选手的实力并不强，他们也很少会被淘汰，因为此时其他选手会选择保留下一些实力比较弱的选手，以此来减少自己的竞争压力。
而与此同时，那些上了年纪的选手则会成为品味歧视的牺牲品：无论是在比赛初期还是在后期，他们都会无辜地被淘汰出局。（《最弱的一环》的观众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好像其他选手并不希望那些上了年纪的选手来参加这种比赛。
需要指出的是，通常情况下，参加《最弱的一环》的选手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对西班牙裔和老人的歧视行为。可事实上，当一位选手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进行节奏极快的游戏时，他通常会变得非常紧张，甚至有些焦虑。这最终就会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同样一个人在家里会如何表现出自己的歧视心理？
每年全美大约会有4千万人向完全陌生的人披露自己的隐私——主要是在互联网上。其中有些网站，例如Match.com、 eHarmony.com和Yahoo Singles等的访问者非常多。还有一些网站则适合一些更加具体的人群，比如说ChristianSingles.com、Jdate.com、LatinMatcher.com、BlackSinglesConnection.com、CountryWesternSingles.com、USMilitarySingles.com、PlusSizeSingles.com，以及Gay.com等等。这些约会网站已经成为互联网最为成功的收费网站。
不同的网站运作方式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访问者首先需要在网站上刊登一条推销自己的广告，其中包括一张照片、一些必要的统计数据、收入水平、教育水平、个人喜好等等。如果你的广告能够引起别人的兴趣，那么就会有人给你发来电子邮件，甚至是安排一场约会。在很多网站上，你甚至可以公开你的约会目的——“建立长期关系”，“一夜情”或是“随便看看”。
所以我们在此分析的资料有两类，一类是访问者在自己的个人广告当中所公布的信息，一类是他们收到回复信息。研究者可以对每一类信息展开研究。对于第一类信息，问题是“人们在公布个人信息的时候诚实度有多大？”对于第二类信息，问题是“什么样的个人广告最能吸引其他访问者？”
10条最常见的不动产广告语（3）
两位经济学家和一位心理学家最近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阿里?霍达斯库（Ali Hortacsu）、古恩特?希施（Günter J. Hitsch）和丹?阿里（Dan Ariely）最近对一家大型约会网站上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分析的对象主要集中在3万名网络用户，其中有一半来自波士顿，另一半来自圣地亚哥。有57%的用户为男性，所有用户的平均年龄范围大约为26～35岁。虽然他们的种族分布比较有代表性，研究者们也可以通过分析结果得出一些有关种族的结论，但接受调查者主要还是白人。
这些人通常也比普通人更有钱，个头更高，身材更苗条，而且相貌也更好看，至少在他们的个人介绍里是这么写的。超过4%的网上约会者声称自己每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但实际上只有不到1%的约会者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由此可见在这部分人当中，至少有3/4夸大了自己的收入水平。男性用户和女性用户通常会声称自己的身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英寸（25.4毫米）。至于体重，男性用户通常宣称自己跟全国平均水平一致，而女性用户则宣称自己比平均水平轻20磅（约9千克）。
值得注意的是，有70%的女性用户宣称自己的长相“比较出众”，其中有24%的女性用户表示自己长得“非常好看”。男性用户大都也都很漂亮：67%的用户称自己“超出一般水平”，其中有21%的男性用户声称自己“非常英俊”。只有30%的用户说自己“长相一般”，1%的用户表示自己的长相“低于平均水平”，这说明大部分网上约会者不是吹牛鬼，就是自恋狂。（或者他们可能只是比较现实而已，根据房地产经纪人的经验，如果你不声称一所房子“迷人”或者是“棒极了”的话，别人甚至都不愿意去看它一眼。） 28%的女性用户说自己是金发，这一比例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很多人都在染发，或者是在撒谎。
与此同时，有些用户却表现得非常诚实。8%的男性用户（大约每12名用户中就有一个）承认自己已经结婚了，其中有一半人声称自己“婚姻很幸福”。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很轻率。在258个声称自己婚姻幸福的人当中，只有9个愿意公布自己的照片。显然，他们宁愿找不到情人，也不希望妻子在网上看到自己的照片。（可以想象，当妻子大发雷霆“你在网上到底干什么？”的时候，丈夫通常会无言以对。）
在导致网络约会失败的诸多因素当中，“没有张贴照片”无疑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不一定要张贴你本人的照片；你完全可以在网站上贴一张更好看的陌生人的照片，可这种做法有时反而会给你带来麻烦。）跟那些张贴了自己照片的男性用户相比，一个没有张贴自己照片的男性用户通常只能得到1/4的回应率；而一位没有张贴照片的女性所得到的回应数量只有张贴者的1/6。即便是一位收入不高，教育水平低，工作没前途，长相不吸引人，身体超重，有些秃顶的男性用户，一旦他把自己的照片贴到了网站上，他所得到的回应率也会高于那些自称“年薪20万元，极其英俊”但却没贴照片的用户。一个人选择不张贴照片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他不知道该如何张贴照片，或者他害怕被朋友们认出来，或者他觉得自己长相不够好。但是如果他不肯张贴照片的话，其他用户对他的信任度显然就会大打折扣。
约会成功并不容易。即便在那些张贴了自己照片的男性当中，也有57%的人没有得到过任何回应；23%张贴照片的女性从没得到过任何回应。事实上，网上约会者所表现出的偏好和日常生活中男女交往的模式完全一致。
比如说，声称自己准备建立长期关系的男性比只准备发展一夜情的更容易得到回应；而只准备寻找一夜情的女性用户却更容易得到回应。对于男性用户来说，女性的长相非常重要；而对于女性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一个男人的收入水平，一个男人越有钱，他所得到的电子邮件就越多；女性收入水平对男性的吸引力却像是一道抛物线：男人不喜欢跟收入水平过低的女**往，可一旦女性的收入水平过高，他们又会对其敬而远之。男人更喜欢跟学生、艺术家、音乐家、动物医生和名人进行交往，他们不喜欢秘书、退休女性或者是在军队和执法部门工作的女性；而女人喜欢跟军人、警察、消防队员（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就像保罗?费尔德曼在出售小甜饼时遇到的情况一样），以及律师和财务执行官等交往，女性不喜欢蓝领工人、演员、学生以及那些在医院或者是食品服务行业工作的人。女性不喜欢男性红发、卷发或者是秃顶（故意剃成秃头的除外）；而男性则不喜欢那些头发干枯，毫无光泽的女性，他们更喜欢金发美女。在网上约会的时候，女性的一头金发能顶得上一个大学学位（染个头发只需要100美元，而读完大学要付10万美元学费，这笔费用显然小得多。）
除了以上提到的所有关于收入、教育、相貌等信息之外，这些网站的访问者还会列出自己的种族。他们同时还会公布自己对于种族的偏向。根据调查，在种族问题上，人们最普遍的倾向是“跟我一样”或者“无所谓”。就好像《最弱的一环》当中的参赛选手一样，这些访问者也都在公开场合表示出了一种开放性的种族态度。当然，在真正与某位回复者进行单独通信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表现出自己真正的种族倾向。
调查表明，在所有网络用户当中，大约有一半白人女性和80%的白人男性宣称自己并不在乎对方的种族。但根据他们所得到的回复数据来看，结果并非如此。在那些宣称不在乎种族的男性用户所发出的电子邮件当中，有90%都是发送给白人女性用户的。而在那些表示在种族方面无所谓的女性用户所发出的电子邮件当中，有97%都发送给了白人男性用户。
是否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些男性和女性确实并不在乎对方的种族，他们只是碰巧没有关注那些非白人用户？或者，是否他们表面上虽然声称种族并不重要，可实际上却只是为了给人，尤其是那些潜在的同种族约会对象，一种“思想开放”的印象呢？
我们所公开宣称的信息和我们实际拥有的信息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或者说：我们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却是另一回事。）无论是在私人关系、商务交往，还是在政治活动当中，都是如此。
10条最常见的不动产广告语（4）
如今我们对于政客们“说一套做一套”的做法已经司空见惯了。可有时选民也会撒谎。想想看，当一名黑人候选人和一名白人候选人同时竞选的时候，会出现怎样的结果？白人选民是否会对公众撒谎，说他们会投票选举那位黑人候选人，以此来表现他们的公正吗？显然会。在纽约城1989年的市长选举当中，戴维?丁金斯（David Dinkins，1988年-1992年间任纽约市长，是纽约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市长。——译者注）最终的选票只比鲁道夫?朱里安（Rudolph Giuliani）多出了几个百分点，而早期的民意测验表明，丁金斯的支持率至少比对手高出15个百分点。当种族优越论者戴维?杜克在1990年竞选美国参议院议长的时候，他所得到的选票比之前的民意测验结果高出了将近20个百分点，这说明在选举之前的调查当中，有成千上万名路易斯安那人并没有坦承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
虽然并没有赢得自己梦想的政治高位，但杜克确实是一位滥用信息的高手。就好像三K党中的骑士巫师一样，他能够收集到成千上万名三K党成员以及其他支持者的名单信息，并以此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根基。除了利用这些信息之外，他甚至还把这些名单以1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当时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很多年以后，杜克再次使用这些信息，他告诉他的支持者们说自己已经陷入了困境，急需他们的捐赠。通过这种方式，杜克声称共筹集到了数十万美元，从而得以继续从事他推行白人种族优越论的工作。在给支持者们的一封信中，杜克宣称自己穷困潦倒，连财产都快被银行没收了。
事实上，杜克早已将自己的房屋出售获利了。（不知道他房地产经纪人是否也从中渔利了。）而且实际上，杜克所筹集到的这笔钱也并没有被用来从事推进白人优越论的工作，而是用来满足自己的赌博恶习了。这一切直到他被警方抓捕，并被送往德克萨斯州大泉联邦监狱服刑的时候才得以真相大白。
为什么妓女的收入比建筑师还高（1）
为什么毒品贩子仍然
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
本章将讨论为什么传统智慧经常是被捏造的。
为什么专家们经常虚报统计数据……
如何提出好的问题……
苏迪?温卡尔的毒窟之旅……
生活就是一场巡回赛……
为什么妓女的收入比建筑师还高……
毒品贩子、高中四分卫和编辑助理之间有何共同点……
高效可卡因的发明跟尼龙袜的问世之间有何共同的地方……
毒品真的是历史上自金?克罗法案以来，
对美国黑人影响最大的因素吗？
列维特的理论似乎适用于解释所有问题，但又似乎无法解释任何问题。他就像是一只富有智慧的蝴蝶，没有人能够制服得了他（他曾经受邀担任克林顿的经济小组成员，2000年布什参加选举的时候，曾经邀请他担任犯罪事务顾问），可所有人都宣称得到了他的帮助。他以善于提供“简单而有效的解决方案”而著称于世。当一辆机器出现故障，所有的工程师都在忙着寻找各种原因的时候，只有列维特意识到，原来电源没有插上！
——《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8月3日
在前面两章当中，我们主要是围绕两个古怪的问题展开的：学校教师和日本相扑运动员有何共同之处？以及三K党和房地产经纪人有何相似之处？可如果你能够提出足够的问题，即便这些问题有时会显得有些古怪，你最终也能够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提问的第一个技巧在于判断你的问题是否是一个好问题。那些从来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未必是好问题。几个世纪以来，无数的聪明人一直在不断地提出各种问题，许多问题之所以没有被提出来，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值得一提。
可如果你能够提出一些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并能找到一个让人们感觉出乎意料的答案，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颠覆“传统智慧”，那么你可能会变得非常幸运。
大名鼎鼎的经济学传奇人物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创造了“传统智慧”这个短语（根据加尔布雷思的定义，传统智慧就是指那些“虽然没有切实证据证明，但却因为被广大精英和权威人士所传扬而成为社会共识的观点及信息”。——译者注）。在他看来，“传统智慧”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人们经常会把那些便利的，”他写道，“以及与我们的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事物认定为真理，并努力拒绝那些让我们感到不适或跟我们的生活常识格格不入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会接受那些有助于提升我们自尊的东西。”加尔布雷思接着写道，“经济和社会行为极其复杂，试图把握它们会让你筋疲力尽。所以人们总是会努力坚持那些能够让我们理解的方式和观点。”
因此，在加尔布雷思看来，“传统智慧”必须简单、方便，而且让人们感觉舒服，虽然它的内容未必是真实的。认为“传统智慧肯定错误”的想法无疑是愚蠢的。但注意到“传统智慧”可能是错误的（比如说，注意到人们总是倾向于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进行思考），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提出好的问题。
一项针对美国无家可归者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位名叫米奇?斯尼戴尔（Mitch Snyder）的人开始为美国无家可归者奔走，他宣称美国当时至少有大约300万人无家可归。公众立刻对这件事情产生了关注。至少有超过1%的人无家可归？这听起来确实有些太离谱了，可既然这是专家的统计数据，那应该是不会错的。于是这个话题立刻引起了全美公众的关注。斯尼戴尔甚至跑到国会力陈此事的严重性。据说他还曾经在大学演讲的时候告诉听众，说每秒钟会有45名无家可归的人死去，也就是说，美国每年都会有14亿无家可归的人死亡。（当时的美国人口总数为2.25亿。）假设斯尼戴尔口误或者可能是记者引用错误，假设他的意思是每45秒钟就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死亡，那每年死亡的人数仍旧可以达到70.1万——几乎是美国每年死亡总人数的1/3。最后，当有人质问斯尼戴尔该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时，他终于承认自己是在捏造，因为当时记者们一直追问他具体的数据，他不想让他们失望。
像斯尼戴尔这样的专家居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欺骗别人，这听起来不仅让人有些难过，甚至让人感到意外。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欺骗的并不仅仅是斯尼戴尔一个人。记者们非常需要专家，专家们也需要记者。对于记者来说，他们每天都要为自己的新闻报纸和电视节目提供大量的资料和素材，所以他们总是很喜欢关注那些能够提供新闻话题的专家。就这样，专家和记者们一起，为我们构建了当今“传统智慧”的主体内容。
广告也是建立“传统智慧”的一种有效工具。比如利斯特防腐液（Listerine），该产品发明于19世纪，最初被当成一种效果奇强的外科抗菌剂。它后来被一些商家进行提炼，然后当作地板清洁剂和淋病药物出售。可直到20世纪20年代，当它被标榜为治疗“慢性口臭”（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健康不良的标志）特效药的时候，这种药物才最终取得成功。在利斯特防腐液的新广告中，有一对神情沮丧、郁郁寡欢的男女，他们一方面很想结婚，另一方面却又为对方的口臭而苦恼不已。“我能忍受他的口臭吗？”广告中的女性自言自语道。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没有把口臭当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利斯特防腐液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就好像广告学者詹姆士?特维切尔（James B. Twitchell）所写道的那样，“利斯特防腐液让人们感觉口臭甚至比淋病还要严重。”就这样，在短短7年的时间里，生产利斯特防腐液公司的收入从11.5万美元上升到800万美元。
无论通过怎样的方式，“传统智慧”一旦形成，就很难得到改变。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的狂热批评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wl Krugman）在2004年早些时候曾经这样评价布什的连任竞选，“媒体把布什塑造成一位总是喜欢虚张声势、诚实坦荡、口无遮拦的家伙，所以记者们总是报道那些符合这种形象的新闻。可如果‘传统智慧’把他塑造成一个喜欢装成牛仔的软弱无能的富家公子，那么记者们同样可以找到大量的故事来证明这一点”。
为什么妓女的收入比建筑师还高（2）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几个月当中，各派专家纷纷对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预测。可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好像米奇?斯尼戴尔的情况一样，往往是应“传统智慧”的一方最终赢得了辩论。女性权益保护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些女性权益保护分子宣称，在每3个美国女性当中，就有一个是强*或强*未遂行为的受害者。（实际的数字应该是8∶1。）那些为救治各种疾病而奔走的人也会采用同样的做法。为什么不呢？只要稍微撒个小谎，他们就可以吸引到强烈的关注，并募捐到大笔资金和政治资本，从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 当然，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无论是女性健康保护专家、政治顾问，还是广告公司执行官，他们的出发点跟普通人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些专业人士的出发点甚至可能会突然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以警察为例。最近一项听证会表明，亚特兰大的警察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曾经隐瞒了大量的犯罪报道。这种情况明显是从亚特兰大准备申请1996年奥运会的时候开始的。要想申奥成功，该市必须改变自己的暴力形象，而且要快。因此在随后的几年当中，该市警察系统每年都要对成千上万的犯罪报道进行处理，这些报道要么从暴力犯罪降级为非暴力犯罪，要么干脆被彻底隐瞒。（可尽管亚特兰大市警方仅在2002年就隐瞒了超过2.2万起案件，亚特兰大还是经常被列为美国最有暴力倾向的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城市的警察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可卡因的突然问世让美国所有的警察都万分紧张，他们在举国上下展开大搜捕，试图找到可卡因的源头。按照他们的说法，当前正在进行的并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毒品贩子们都装备有最先进的武器，手里掌握着大把大把的现金，永远也花不完。结果，美国警方的这种做法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于那些合法的公民来说，没有什么比“靠贩卖毒品发家的百万富翁”这一形象更让人感到气愤的了。很快，媒体立刻围绕这件事情展开了报道，他们把毒品交易塑造成“美国利润最为丰厚的工作之一。”
可如果你稍微花些时间研究一下毒品交易最为频繁的那些政府救济区，你就会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不仅大多数毒品贩子仍然居住在救济区里，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住在家里，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或许你会挠挠脑袋，问自己，“怎么会这样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找到适当的资料，而要想找到适当的资料，我们首先必须找到适当的人。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毒品贩子很少会接受经济学训练，而经济学家又很少跟毒品贩子搅和在一起。所以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找到一些既跟毒品贩子有来往，又能够得到他们的交易资料的人。
苏希尔?温卡什（Sudhir Venkatesh），童年时代的朋友们都称他为希德（Sid），出生于印度，他从小居住在纽约郊区，后来搬到南加利福尼亚，在位于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获得数学学位。1989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他对研究年轻人在社会当中的自我定位问题很感兴趣，为此，他曾经用3个月的时间跟随迷幻摇滚乐团（The Grateful Dead）周游全美国。但他对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实地考察研究方式并没有多大兴趣。
尽管如此，他的导师，著名的贫穷问题专家威廉姆?朱里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还是派他去进行了一次实地研究。他的任务是深入芝加哥最贫穷的黑人居住区，对居住在那里的人进行一次问卷调查。该问卷包括70多项选择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
生为黑人，又这么贫穷，你对自己的生活有何感受？
a. 很糟糕
b. 糟糕
c. 不好也不坏
d. 还不错
e. 很好
一天，温卡什走到距离大学20个街区之外，位于密西根湖边的一个政府救济区进行调查。该社区由36栋黄泥砖结构的楼房组成。温卡什很快就发现，自己手头的人口统计资料早已经过时了。这些楼房已经破败不堪，其中有很多房间的住户都已经搬走了。有些人家住在低层的楼房里，用的是从附近社区偷来的水和电，而且电梯也已年久失修，无法继续工作了。楼道里的灯也坏了。当时正是冬天的傍晚，天快要黑了。
温卡什是一个很机灵、英俊、体格健壮，但却并非十分勇敢的小伙子，他走进一栋楼房的6层，希望能够找到一些人来完成他的问卷。突然之间，就在楼梯拐角的地方，他看到有一群年轻人在掷骰子：原来是附近的一群小毒品贩子，看到温卡什，他们显得很不高兴。
“我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温卡什一边吞吞吐吐地说着，一边拿出了问卷，“我想到这里来……”
“去你妈的，黑鬼，你来我们的地盘干吗？”
当时芝加哥的帮派斗争非常厉害。形势近来变得非常紧张，几乎每天都有枪战发生。这伙年轻人是其中一个黑帮“黑人帮”的成员。他们显然并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温卡什。他好像不是对头帮派的成员。可说不定他是个奸细呢？他显然不是警察。他既不是黑道，也不是白道。他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危险人物，身上只带个记事本，但似乎也不太安全。温卡什后来告诉我们，“幸运的是，在跟乐队一起巡演了3个月之后，我的长头发看起来确实让人感觉有点不大正常。”
于是这些黑帮小弟们开始讨论该怎么处置眼前的这个家伙。让他走？要是他把自己看到的情况泄露给对头帮派怎么办，那样他们就会很容易遭到对方的伏击。一个看起来有些神经质的家伙两只手一直在不停地搓着什么东西，借着楼道里昏暗的灯光，温卡什终于看清他手里原来拿着一把枪。一边搓着，那个家伙一边嘟囔着，“让我干掉他吧，让我干掉他吧。”温卡什当时简直吓坏了。
人群开始越聚越多，声音也越来越大。突然，一个看起来年纪比较大的家伙出现了。他一把夺过温卡什手里的记事本，当他看到上面是一份写满问题的问卷时，他不禁有些迷糊了。
为什么妓女的收入比建筑师还高（3）
“这是什么啊？我看不明白。”他说道。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认识字，”旁边的一个年轻人说道，然后大家冲着这个年纪大的家伙笑了起来。
他让温卡什走上前来，让他解释一下问卷上的问题。于是温卡什提出了一个“身为黑人感觉如何”的问题，结果周围人听到这个问题之后，立刻群情激愤，有的人甚至勃然大怒。温卡什后来告诉他的同事，就在那个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只给每个问题列出5个选项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他觉得答案应该改成：
a. 很糟糕
b. 糟糕
c. 不好也不坏
d. 还不错
e. 很好
f. 去你妈的
就在形势变得非常危险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出现了。这人叫J.T.，是此地的黑帮老大。“到底发生了什么事？”J.T.问道。听完手下汇报之后，他让温卡什给他读了几道问题。听完之后，他说他无法回答上面的问题，因为他不是黑人。
“那么，”温卡什说道，“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人，又过着这种穷日子，你感觉如何？”
“我也不是非洲裔美国人，你这个白痴。我是个黑鬼。”J.T.然后开始就“黑鬼”跟“非洲裔美国人”以及“黑人”之间的区别给温卡什上了生动（但不友好）的一课。说完之后，场面开始有些尴尬，大家都默不做声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他们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处置温卡什，这时候20多岁的J.T.已经让自己的手下冷静了下来，可他好像并不打算亲自处理这件事情。夜幕降临，J.T.离开了。“很少有人能从这里活着出去，你知道吗？” 那个神经质的家伙一边玩着枪，一边恐吓温卡什。
随着夜色越来越深，大家开始逐渐放松下来。他们递给温卡什一瓶啤酒，接着又给了他一瓶，然后又给了第三瓶。喝完之后，温卡什想去小便，他跟其他人一起来到楼梯拐角的地方，那天晚上，J.T.来过几次，不过没说什么。不知不觉天亮了，很快就到了中午。温卡什想找个机会跟对方讨论一下问卷的问题，可这帮小毒品贩子们只是笑了笑，告诉温卡什他的问卷非常愚蠢。最后，在囚禁了温卡什将近24小时之后，他们让他走了。
他回到家里，冲了个澡，让全身放松下来。不过他仍然感到非常好奇。就在这个时候，温卡什突然想到，从来没有人，包括他自己，关心过贫民区这些人的日常生活状况。他现在非常想知道这些黑帮分子的工作细节，比如说他们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等级分工又是怎样的等等。
于是几个小时之后，温卡什决定再次回到救济区。只不过这时他脑子里已经想出了一些更好的问题。
有了第一次的经历之后，温卡什已经意识到传统的调研方法是相当荒谬的，于是他决定放弃问卷调查的方式，亲自深入到这些黑帮分子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他找到J.T.，告诉他自己的计划，刚开始的时候，J.T.觉得他简直是疯了，他不敢相信一个大学生居然要跟黑帮分子混在一起。可他同时也非常钦佩温卡什的勇气，因为J.T.本人也是大学毕业，并且在大学里修的是工商管理专业。毕业之后，他曾经在一家公司的市场部找到一份工作，负责销售该公司生产的办公设备。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感觉自己跟那里的环境格格不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好像一个白人不适合到黑人的公司工作一样”，于是他很快辞职了。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学到的东西，他深知收集资料和找到新市场的重要性，而且他总是在寻找更好的管理策略。换句话说，J.T.成为黑帮老大也不是偶然的，他天生就是当领导的料。
经过一番讨论之后，J.T.答应温卡什，允许他接触所有的黑帮活动资料，但当J.T.感觉如果公开某些信息会对本团体有害的时候，他就有权让温卡什删除这些信息。
就在温卡什首次探访之后不久，这片救济区遭遇拆迁，J.T.的整个团体也搬到了芝加哥南部的另外一个救济社区里。在接下来6年的时间里，温卡什实际上等于跟J.T.的团体生活在一起。在J.T.的保护下，他亲眼目睹了整个团体活动的所有细节。他提出了数不清的问题，有时候他的问题甚至会让这些黑帮人物感到厌烦；更多的时候，他们把他当成是一种发泄的渠道。“外面在打仗，伙计，”有人告诉他，“我是说我们每天都在挣扎着活下来，你知道，我们只能干这个，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要是有一天，我们不幸被人干掉的话，那也只能怪我们倒霉，这里的黑鬼们全靠干这行养家糊口。”
温卡什轮流跟这些卖毒品的家伙住在一起，从一家搬到另一家，帮他们洗盘子，睡在他们家的地板上。他给这些人的孩子们买玩具；他还曾经看到过一个妇女用自己孩子的婴儿服去吸干一个十几岁的毒品贩子枪口上的血——温卡什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自己面前被人一枪打死。在这段时间里，芝加哥大学的威廉姆?朱利斯?威尔逊每天都在为温卡什心惊胆战。
在经过多年的帮派斗争之后，J.T.的帮派终于被送上了联邦法庭。J.T.的亲信，一个名叫布提（Booty）的家伙，向温卡什透露了一个秘密。其他成员都认为是布提向警方告的密，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快就会被杀掉。（事实确实如此。）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大家都在说毒品交易本身并不会害人，可布提一直认为自己的行为充满罪恶感。他希望能够为后代留下一些对他们有益的东西。于是他交给了温卡什一个已经被翻破了的记事本，上面印着该帮派的标志性颜色——蓝色和黑色。其中记录了整个帮派4年来所有的财务明细。在J.T.的指导下，布提对所有的财务问题做了记录，包括销售额、工资、应收账款，甚至包括应该付给那些在帮派斗争中死去的黑帮分子的抚恤金。
刚开始时温卡什不想要这个记事本。要是警察从他身上找到这个记事本怎么办，说不定他也会因此被告上法庭？而且他要这些资料有什么用呢？虽然他曾经受过专门的数学训练，可他很早就放弃用数字思考的习惯了。
完成在芝加哥的学业之后，温卡什接到哈佛学者协会的邀请，去哈佛大学进行一次为期3年的研究。那是一个崇尚自由生活和批判思维的地方，那里有黑胡桃木的写字台，还有奥利佛?文德尔?霍姆斯（Olive Wendell Holmes，著名法学家，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译者注）曾经用过的家具，这一切都让温卡什感到兴奋。事实上，他非常喜欢在哈佛学者协会的生活。可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常常离开哈佛，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芝加哥的黑帮聚居地。这种实地性的研究让他变成了一个“异类”，因为他周围的大部分年轻学者都属于中规中矩的知识分子。
学者协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们有机会聚到一起。在这种环境中，温卡什很快遇到了另外一个同样怪异的家伙。这个家伙碰巧是一名经济学家，而且跟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没有把心思花在那些宏大的问题上，而只是整天研究那些自己感兴趣的微观问题，他所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犯罪。因此，在相遇10分钟之后，温卡什就告诉列维特自己有一个芝加哥黑帮的记事本，于是他们决定以此为资料合写一篇文章。这是一名经济学家第一次有机会得到这种资料，并因此找到了一个研究犯罪分子内部情况的机会。
为什么妓女的收入比建筑师还高（4）
黑帮内部到底是怎样运作的呢？跟美国大部分企业，尤其是麦当劳，极其相似。事实上，如果把麦当劳的内部组织画成一张流程图的话，你会发现它和黑帮组织的结构图惊人地相似。
温卡什碰到的这个黑帮组织只是一个更大的黑帮组织的分支机构，或者说是该组织上百家“特许加盟店”之一。受过大学教育的J.T.实际上是该加盟店的经理，他向由该组织的20名核心成员组成的“董事会”负责。（白人帮派组织的结构跟黑人的帮派结构非常类似。）为了争取到在指定区域（大约12个街区）内销售毒品的权利，J.T.要把自己纯收入的20%支付给“董事会”，然后他才可以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对剩下的钱进行分配。
J.T.手下有3个副手：一个是执行官（他负责保护帮派成员的人身安全），一个是财务官（他负责管理帮派的资产），还有一个是运营官（他负责跟供应商进行沟通，实现毒品和货款的转移和支付）。3位副手下面是一些小兵，他们负责在大街上出售毒品。小兵的目标是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副手。一般情况下，J.T.手头大约有25～75名小兵，他的团队规模主要受季节和帮派领地大小的影响，一般来说，秋天是生意最好的季节；夏天和圣诞节的生意往往不大好，而且当帮派地盘扩大的时候，他的组织规模通常也会相应地扩大。在帮派组织的最底层，有大约200名普通成员，这些人甚至无法领到工资。事实上，他们还要向帮派交钱，作为交换，帮派会向他们提供保护，并在条件适当的时候吸纳他们加入组织。
记事本中记录的4年碰巧正是毒品交易最为火暴的4年，J.T.的生意好极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收入增加了整整3倍：在第一年的时候，该帮派每个月的平均收入是1.85万美元；到了第4年，它每个月的收入达到了6.84万美元。以下是该帮派在第3年的时候每个月的收入：
毒品收入24 800美元
各项收费 5 100美元
保护费2 100美元
月度总收入32 000美元
“毒品收入”只包括那些出售可卡因所获得的收入。虽然该帮派也允许普通成员在本帮派地盘上销售海洛因，但它只征收一笔固定的许可费。（这些钱不被记入账目，而是直接进了J.T.的腰包；而且他很可能还有其他类似的收入来源。）5 100美元的各项收费完全来自普通成员所交纳的费用，因为那些全职的帮派成员并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保护费是指那些在帮派地盘上经营的企业所交纳的费用，这些企业通常是杂货店、杂技团、夜总会、赃物交易市场或者修车厂。
下面是除工资之外，J.T.所需要支付的成本：
购买毒品 5 000美元
向“董事会”交纳的费用5 000美元
打手1 300美元
武器开支 300美元
其他开支2 400美元
月度（不含工资）总开支 14 000美元
这里的打手通常不是帮派成员，他们只是该帮派在应付帮派斗争时从其他地方临时请来帮忙的人。武器的开支很小，因为J.T.的帮派跟当地的枪械商已经建立了合作关系：J.T.会帮助枪械商在周围地区开展业务，作为交换，枪械商会向他们提供一些免费或者是打折的武器。“其他开支”包括法律费用、帮派聚会、贿赂的费用，以及一些由帮派赞助的“社区活动”（很多黑帮都尽量使自己在社区中的名声好一点。）除此之外，“其他开支”还包括一些与“殉难兄弟”相关的费用，帮派不仅要承担这些人的丧礼费用，还要给他们拨出3年工资作为抚恤金。温卡什曾经疑惑为什么帮派会在这方面如此慷慨。“这真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别人告诉他，“你跟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居然还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不能把他们扔下不管。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家人。”而且提供抚恤金的做法还可以避免帮内成员叛变（这很可能会给整个帮派带来致命的打击），而且还可以为整个帮派树立好的形象，而他们只需支付几百美元。
其他的钱都被用来分给帮派成员，首先是J.T.。根据记事本上的记录，我们发现这样一行字：
帮派老大每月净收益8 500美元
按照这个数字，J.T.每年的净收入大约为10万美元，这些收入无需交税，而且还不包括其他各种没有被记录在案的收入。这显然要远远比他在办公室里挣得多。J.T.只是整个黑帮系统之中上百名“中层领导”中的一位。所以有些大的毒品交易商能够买得起大房子，那些“董事会”成员更可以买得起豪宅。该帮派的20名顶级成员平均年薪都在50万美元以上。（当然，他们当中有1/3随时可能进监狱，所以对于从事这种非法行业的人来说，“高层”未必是个好位置。）
整个黑帮组织排名最靠前的120名成员都有着不错的收入，而且他们所在的这个金字塔非常庞大。正像我们前面讲过的那样，J.T.的手下有3名副手以及大约50名小兵，如果按照这个规模进行类推的话，整个黑帮至少还有5 300名成员，他们都在为顶级的120名“大哥”工作。除此之外，还有2万名不领薪酬的普通会员，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有朝一日能够加入帮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愿意向黑帮交钱。
那么黑帮普通成员的收入到底如何呢？下面是J.T.支付给手下的工资明细：
付给3位副手的总开支 2 100美元
付给所有小兵的总开支7 400美元
月度薪酬总开支 9 500美元
可见J.T.付给他手下的钱一共只有9 500美元，比他自己的账面工资高出1 000美元。J.T.每小时的薪水是66美元。相比之下，他的3位副手每个月只能拿回家700美元，也就是说，他们每小时的工资只有7美元。小兵们每小时的工资只有3.3美元，低于美国最低工资水平。所以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除了那些最顶级的头目之外，大多数毒品贩子仍然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在这里就找到了答案：因为他们没有挣到足够的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跟自己的家人住在一起。在该黑帮处于顶级位置的120名头目每个月的开支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但从人数上来说，他们只占黑帮总人数的2.2%。
为什么妓女的收入比建筑师还高（5）
换句话说，一个黑帮组织的运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跟一个标准的资本家企业非常类似：要想获得高薪，你必须尽量做到高级别。虽然这些黑帮头目们总是在宣扬自己的组织就像一个大家庭，但实际上帮派内部的收入分配跟美国公司中的资金分配并没有太大差别。在黑帮组织当中，一名小兵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麦当劳里烤汉堡的员工，或者是沃尔玛商店里的装卸工。事实上，J.T.手下的许多小兵也都有份合法的工作（当然，他们的薪酬水平只能达到最低工资水平），以此来补偿自己从事非法工作的微薄收入。有一名黑帮头目曾经告诉温卡什，说他完全可以付给小兵们更多薪水，可他不愿意那么做。“这些黑鬼们都想坐到我的位置上，是吧？”他说道，“所以，你知道，我一直在照顾他们，可另一方面，我也必须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板。我必须首先满足我自己的要求，否则我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老大。如果我对他们过于仁慈的话，他们就会觉得我软弱，好欺负，以后我就很难指挥他们了。”
除了收入极低之外，小兵们的工作条件也非常恶劣。对于那些刚刚加入组织的人来说，他们必须整天站在街角，跟那些毒品头目们打交道。（帮派成员自己通常不会吸毒，一旦被发现，他们有可能遭到殴打。）小兵们还要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此外还有街头经常发生的各种暴力事件。通过该黑帮的财务记录以及温卡什进行的其他研究，我们可以很容易推算出J.T.的帮派在4年当中所遇到的暴力事件次数，结果相当令人吃惊。如果你是J.T.的一名手下的话，你在4年当中所面临的情况如下：
被逮捕的次数5.9次
遭受非致命攻击或伤害（包括帮内惩罚）的次数 2.4次
被杀害的概率25%
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可能送命！让我们做个对比，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数据，美国最危险的工作是伐木工人，在4年时间里，每两百名伐木工人当中就有一人可能会丧命；或者我们也可以把黑帮死亡概率跟德克萨斯州的死囚犯被处决的人数进行对比，根据德州警方的说法，德州是全美执行死刑最多的州。在2003年，德州一共处死了24名死囚，只占该州死囚总数的5%。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那些在芝加哥街头卖毒品的人来说，他们被干掉的概率甚至高于德州监狱里的死囚犯。
既然毒品交易是美国最危险的工作，而且大多数毒品贩子每小时的工资只有3.3美元，为什么还有人愿意从事这份工作呢？
事实上，这些毒品贩子的心态，跟那些从威斯康辛乡下跑到好莱坞的女孩子们，还有那些愿意早晨5点钟起床做运动的高中四分卫们（quarterback，美式足球比赛中的后场运动员，位置在开球线后面，通常为比赛发号施令。——译者注）的心态有些相似。他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充满高度竞争的行业里取得成功，而且一旦成为该行业的顶级人士，他们就能发大财（此外还有随之而来的荣耀和权力）。
对于那些从小在芝加哥南部的救济区里长大的孩子们来说，卖毒品是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业。在他们当中很多人看来，黑帮老大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工作，既风光又能赚很多钱。要是他们在其他环境下长大的话，说不定他们很容易想到要去做一名经济学家或者是作家。可在J.T.活动的社区长大的孩子们很少会想到要去找一份体面而合法的工作。该社区有56%的孩子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美国的平均水平为18%）；78%的人来自于单亲家庭；其中只有5%的成人有大学学位；每3个成年人当中，拥有正式工作的不到一个。该社区的收入大约为每年1.5万美元，还不到美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在温卡什跟J.T.一起活动的那几年时间里，曾经有很多黑帮成员请温卡什帮忙给他们在芝加哥大学找一份看门的工作，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了。
毒品交易的问题跟很多行业的问题一样，都充满了激烈的竞争。在黑帮里赚大钱的概率并不高于威斯康辛乡下女孩成为好莱坞巨星的概率，也不高于高中四分卫打入全国足球联赛的概率。毒品贩子们也是人，他们的行动也会受到动机的影响。所以如果诱惑足够大，他们就会愿意为其付出努力。在芝加哥南部地区，那些希望靠卖毒品出人头地的大有人在。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市场的经典法则自然就会发生作用：当很多人愿意竞争同一份工作的时候，这份工作的报酬通常不会太高。这也是决定该工作薪酬水平的4个主要因素之一——决定工作薪酬水平的其他3个因素是：工作所要求的专业技能水平，工作所让人产生的不快感，以及工作本身要求从业人员所付出的服务水平。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4个因素之间的平衡关系来解释“为什么妓女的平均收入会比建筑师的平均收入高？”这样一个问题。在大多数人看来，妓女的收入不应该高于建筑师。建筑师通常需要接受更为专业的训练，而且受过更好的教育。可问题是，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子梦想着自己长大后去当妓女，这也就导致潜在的妓女供应量相对很小。她们的技能却是在非常具体的环境当中磨炼出来的，再加上她们所从事的工作会让她们感到很不愉快，因为这份工作至少会给她们带来两方面的危险：潜在的暴力威胁以及她们很可能会因此失去获得幸福家庭的机会。市场上对妓女的需求如何呢？毫无疑问，建筑师对妓女的需求程度要远远大于妓女对建筑师的需求程度。
在那些比较出风头的行业当中，比如说影视业、体育运动、音乐界、时尚界等，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即便是在一些不是那么耀眼的行业里，比如说出版、广告、媒体等，也会有大批聪明的年轻人趋之若鹜，为了得到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宁愿全心全意地长时间忍受薪酬极低的工作。所以才会有人愿意在曼哈顿的一家出版公司做一个年薪2.2万美元的编辑，免费做一名高中四分卫，或者是做一名每个小时只挣3.3美元的毒品贩子，在他们看来，自己只不过是在进行一场联赛。
联赛的规则非常明确的。任何人都必须从最底层开始。就好像一位大牌球星必须从小联赛开始，三K党里的巨龙也必须从小喽罗开始做起一样，毒品巨头通常也要从在大街上卖毒品开始。你必须愿意在报酬很低的情况下忍受长时间的艰苦工作。要想在联赛中晋级，你必须证明自己具有相应的能力。（当然，在不同的行业当中，从业者证明自己能力的方式也各不相同；J.T.当然会监督小兵们销售毒品时的表现，在这一行，个性的力量要比其他因素更加重要。）最后，一旦你意识到自己不可能爬到高层的位置，你就会退出比赛。（当然，有些人坚持的时间比其他人要更长一些，相信我们都见过有些人在纽约城干了一辈子服务生，可人们通常会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在这行继续发展。）
一旦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前途，J.T.手下的大多数小兵都会开始考虑退出这行。尤其是当枪战开始的时候。经过几年相对平静的日子之后，J.T.的帮派开始陷入了跟邻居帮派之间的一场厮杀。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枪战。对于那些经常处于第一线的黑帮小弟们来说，他们的处境尤其危险。因为业务要求，他们必须出现在那些很容易让客户找到的地方，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很容易遭受到其他帮派成员的攻击。
为什么妓女的收入比建筑师还高（6）
在帮派斗争爆发之前，J.T.的手下一直觉得，虽然这份工作很危险，而且工资也很低，可如果能够有机会获得提升的话，他们还是愿意忍受下去。可正像一名成员告诉温卡什的那样，他希望自己能够为新加的风险得到更多报酬：“你愿意每天为这点钱冒着生命危险吗？不愿意，对吧？你肯定不会的，既然我随时可能会丧命，为什么不多给我点钱呢？”
J.T.也不希望发生帮派斗争。一方面是因为，一旦发生枪战，他就要被迫付给手下更多工资；另一方面，当帮派之间发生枪战的时候，各方的生意都会受到影响。如果汉堡王和麦当劳为争夺市场份额而发动价格战的话，他们多卖出汉堡的收入很可能会被价格上的下降抵消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并不需要去冒生命危险。）可当帮派之间爆发枪战的时候，销售额肯定会直线下降，因为没有人愿意冒着枪林弹雨跑到大街上买毒品。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J.T.都要为枪战付出惨重代价。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发动枪战呢？事实上，发动枪战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些在街头卖毒品的小兵们。很多黑帮头目实际上并不能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手下，因为他们的动机各不相同。
对于J.T.来说，暴力行为只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意；他情愿自己的手下永远不跟对方开战。可对于在大街上卖毒品的小兵们来说，枪战对他们有利。在黑帮生活中，一名小兵脱颖而出的方式之一就是在枪战中证明自己的勇气。只要能够干掉对方，周围的人就会谈论他，尊敬他，甚至是害怕他。他就可以为自己树立名声；而对于J.T.来说，他希望自己的手下不要这么做。“我们总是在告诫这些小兄弟们他们属于一个严格的组织，”J.T.曾经告诉温卡什，“我们不喜欢杀来杀去，可他们总是受那些电影的影响，他们觉得黑帮就是打来打去，杀人放火。可事实并非如此。你应该学会服从命令；你不可能总是整天跟人拼命。这对我们的生意没有好处。”
最后，J.T.取得了胜利。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帮派逐渐得到扩张，并进入到了一个繁荣稳定的新阶段。J.T.赢得了这场战斗。事实上，他之所以能够有不错的收入，是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他所做的事情。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头脑灵活、作风果断，知道怎样去激励自己的下属。而且他还非常精明，从来不会在身上带着现金，因为那样很可能会让他落到警察手里。他的手下们只能从他这里领取很少的薪水，所以要被迫跟自己的妈妈住在一起，可J.T.不同，他拥有几处房产，买了好几部汽车，甚至还拥有好几个女人。当然，他还曾经受过商学院的教育。他总是在尽量发挥自己的优势，这也正是他要求自己的手下对所有财务活动保持清晰记录的原因。没有任何一位黑帮头目能够做到像他这样。为了表现自己在生意上的精明，J.T.甚至曾经把自己的账簿拿给“董事会”成员看，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确实有着很强的商业天赋。
效果好极了。从业6年之后，J.T.被提拔为“董事会”成员。他当时刚刚34岁，就已经在“联赛”中赢得了胜利。可这场比赛跟出版和体育，甚至是好莱坞，都有所不同，它是非法的。就在J.T.被提拔为“董事会”成员之后不久，他所在的黑帮遭到联邦政府起诉，就是布提把记事本交给温卡什的那次起诉，J.T.锒铛入狱。
下面我们再讨论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强效纯可卡因（一种经过提炼的高度纯可卡因，通常采用加入苏打，然后加热提纯的方法制成。——译者注）跟尼龙袜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
1939年，当杜邦公司推出尼龙袜的时候，无数美国女性觉得这简直是一个专门为她们订做的奇迹。在那之前，袜子都是用丝绸做的，这种质地的袜子不仅价格昂贵，极易损坏，而且经常断货。相比之下，尼龙袜价格低廉，款式新颖，而且让人爱不释手，所以到1941年，杜邦公司就已经卖出去了6 400万双尼龙袜，比当时美国的成年女性人数还多。
就这样，杜邦实现了一个几乎所有市场营销人员都曾经有过的梦想：它让普通大众享受到高品质的经典之作。从这个角度来说，尼龙袜的发明跟强效纯可卡因的问世非常相似。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对于那些从事毒品交易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可卡因更加高贵的了。由于受到摇滚巨星、电影明星、体育明星，甚至是政治家们的追捧，可卡因几乎成了权力与个人魅力的代名词。它干净、洁白、样子非常好看。相比之下，海洛因却会让人感觉不够档次。
可问题是，可卡因太贵了，而且它所带来的那种梦幻感持续的时间也太短。于是渐渐地，一些可卡因的使用者们就开始想办法提高它的效力。他们主要的做法是“游离盐基化”——在盐酸可卡因或者是粉状可卡因中加入氨和乙醚，然后对其进行加热，从而剔除其中的杂质。但这种方法往往非常危险。正像里查德?普里尔（Richard Pryor）曾经用试验证明的那样（他几乎在提纯的过程中丢掉性命），化学方面的问题最好还是留给化学家来解决。
为什么妓女的收入比建筑师还高（7）
与此同时，遍布全美（甚至包括加勒比海和南美地区）的可卡因贩子们和那些吸食可卡因的“瘾君子”们也在想办法提纯可卡因。他们发现，只要将粉状可卡因放在一把勺子里，放上一些苏打粉和水，然后加热，等到水分蒸发以后，就可以制造出固体状的可吸食的可卡因。这种可卡因有时被称为“霹雳可卡因”，因为在加热的过程中，勺子里的苏打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还有人给这种可卡因取了很多更加有趣的绰号：摇滚、岩石、狗食、拼字游戏、爱等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强效纯可卡因已经成为普及品。我们知道，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首先市场上要有充足的可卡因供应，此外还要有一种将新产品引入大众市场的通道。
由于哥伦比亚能够提供大量可卡因，所以制造强效纯可卡因的原料很容易获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时候，美国市场上的可卡因纯度骤然提高，而与此同时，它的批发价格却急剧下降。一个名叫奥斯卡?丹尼罗?布兰登的尼加拉瓜移民被怀疑是美国在哥伦比亚最大的可卡因进口商。事实上，由于布兰登跟洛杉矶中南部的毒品贩子们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人们送给了他一个绰号——“毒品加工厂”。布兰登后来宣称，他之所以出售可卡因，完全是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赞助的尼加拉瓜堪查斯（20世纪70年代活跃在尼加拉瓜的一支游击队力量，受美国政府支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推翻当时统治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译者注）筹集资金。他还宣称，正因如此，美国政府才愿意在背后为他的贩毒活动撑腰，允许他在市场上售卖可卡因。直到今天，人们依然相信这种说法，尤其是那些住在城里的黑人，他们相信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毒品交易的最大赞助机构。
当然，本书并不会去印证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可以肯定的是，奥斯卡?丹尼罗?布兰登在哥伦比亚可卡因制造商和美国内陆毒品贩子们之间建立的通道实际上改变了美国历史。通过将大量可卡因输送到美国的街头黑帮手上，布兰顿和他的同行们在全美掀起了一场毁灭性的毒品浪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类似于“黑人帮”之类的组织才得以存在。
只要有城市，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黑帮存在。在美国，黑帮通常被认为是那些初来乍到美国的移民接收站。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仅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超过1 300个黑帮，其中包括了你所能想象到的各个种族、政治派别和犯罪倾向分子。事实证明，这些黑帮与其说是在赚钱，倒不如说是在捣乱。有些黑帮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商业企业，有些（其中最明显的是那些意大利黑帮）也确实赚了些钱（至少帮派里的高层赚到了钱）。可大多数黑帮分子都没有从中发财。
在芝加哥，黑人帮派尤其兴盛，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黑帮分子中的黑人成员多达上万人。这帮人组成了庞大的犯罪分子军团，直接威胁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些犯了罪的人似乎永远都不会受到惩罚。回想起来，对于美国大多数城市中的犯罪分子们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无疑是一个黄金时期。当时正是自由司法制度和罪犯权利运动的高峰时期，在人们犯了罪之后，他们遭受惩罚的概率很低，以至于那些犯了罪的人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法院开始大规模地改变这种情况。罪犯的权利被大大限制，法官们开始实施更加严格的审判制度，越来越多的芝加哥黑帮分子被送进监狱。凑巧的是，这些人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墨西哥黑帮分子（众所周知，墨西哥黑帮分子跟哥伦比亚的毒品贩子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过去，黑帮分子们主要是从中间商那里购买毒品，可现在，随着联邦政府开始对犯罪分子们采取严刑重罚，大批中间商纷纷落网，许多黑帮分子也开始转而直接从哥伦比亚的毒品贩子直接进货。
对于那些生活在贫民区的毒品贩子们来说，可卡因的销量从来都不被看好，因为它太贵了。可随着强效纯可卡因的问世，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对于那些收入不高的吸毒者来说，强效纯可卡因无疑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毒品。因为他只需要购买少量的纯可卡因，通常只需要几美元。它的效力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里直达人的大脑，然后很快消失，这样就会促使隐君子们不断购买更多的可卡因。所以，从一开始，强效纯可卡因就注定会在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
那么谁来把这些可卡因卖给街头黑帮毒品贩子呢？这些帮派已经拥有了各自的地盘，而且他们的势力也可以保证他们不会遭到客户的抢劫。于是一夜之间，那些在大街上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组成的帮派突然摇身一变，成了真正的商业企业。
不仅能够带来收入，而且这些帮派还为一些人提供了一份长期职业。在毒品交易出现之前，黑帮分子很难通过加入黑帮的方式来谋生。所以当一个人开始需要养家糊口的时候，他往往选择退出帮派。对于那些年轻时加入黑帮的人来说，他们到了30岁的时候绝对不会还在黑帮当打手：他要么找到了一份合法的工作，要么是死了，或者是被送进监狱了。可有了毒品之后，他们就可以通过黑帮赚钱了。于是当那些传统的终生职位逐渐消失的时候，资格比较老的黑帮分子开始选择留在黑帮。在过去，一名黑人半熟练工可以在芝加哥的工厂里工作，得到一份体面的工资。可随着他们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毒品交易。我们知道，毒品的客户都非常容易上瘾，所以就连傻子都能卖掉毒品。
不错，如果说贩卖毒品是一场联赛的话，那么最终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获胜。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毒品贩子们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当他们站在大街上向那些自己并不认识的客户兜售毒品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对面走过来的人是否会抢劫他，逮捕他，还是会干脆杀了他。这一切都有可能！从他们这里购买毒品的，很可能是一个12岁的小孩子、70岁的老奶奶，或者是一位正义凛然的牧师，他们不小心上了瘾，整天只想着多吸两口可卡因。把毒品卖给这样的人显然会有罪恶感，可谁关心这个呢？
毒品很可能会让邻居送命，可这又有什么关系？
对于美国黑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在二次大战和毒品交易出现之间的40年时间里取得了稳步而巨大的改进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美国黑人的社会地位终于得到了全社会的承认。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学校里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之间的成绩差异也越来越小。最让人感到振奋的是婴儿死亡率上的变化。即便是到了1964年的时候，黑人死亡婴儿的死亡率也高达白人儿童死亡率的两倍，其死亡原因通常是一些诸如哮喘病或肺结核之类的疾病。由于黑人和白人的医院采取隔离政策，所以很多黑人病人只能接受类似于第三世界的医疗水平。当联邦政府宣布取消医院隔离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黑人婴儿的死亡率下降了一半。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美国黑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提高，而且这种趋势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就在这个时候，毒品出现了。
虽然说并非只有黑人才吸食毒品，可毒品对黑人的影响确实比它对其他人种的影响更大。证据表明，经过几十年的下降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黑人婴儿的死亡率开始大幅上升。新生儿体重过轻出现的概率和婴儿遗弃率也大大增加。黑人和白人儿童在学校的成绩差距也开始加大。被送进监狱的黑人数量增加了整整两倍。毒品的破坏力非常大，不仅影响到了那些吸食毒品的人，还给所有黑人家庭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美国黑人用几十年努力取得的改进几乎在一瞬间倒退了10年。有人说，对于美国黑人来说，毒品对他们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仅次于吉姆?克洛法案（Jim Crow，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黑人歧视法案，倡议者为吉姆?克洛，他在该法案中规定了黑人与白人之间进行隔离的政策。——译者注）。
紧随毒品而来的是犯罪。5年时间内，居住在城市里的美国黑人杀人案件达到了原来的4倍。突然之间，生活在芝加哥或圣路易斯或洛杉矶的黑人就像是生活在波哥大一样危险了。
跟毒品有关联的暴力犯罪各种各样，极端凶残，而且它跟美国20年来一直在酝酿的一股更大范围内的犯罪浪潮不谋而合。虽然这股犯罪浪潮在毒品交易浪潮之前就已经存在，可毒品交易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犯罪率的提高，以至于犯罪学家们作出了极为悲观的预言。詹姆斯?阿兰?福克斯（James Alan Fox），有人认为他是大众媒体最为推崇的犯罪问题专家，曾经向世人发出警告，“由于青年犯罪浪潮不断高涨，一场血腥屠杀将不可避免。”
可事实证明，福克斯和那些对“传统智慧”表示认同的人都错了。血腥屠杀并没有出现。实际上，犯罪率开始下降，这种下降势头是如此猛烈，如此彻底，以至于直到几年之后，当人们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还很难认定其中的真正原因。
为什么犯罪率会骤然下降呢？
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尤为明显。奥斯卡?德尼罗?布兰登，传说中的“毒品加工厂”，或许正是犯罪浪潮波纹效应的引发者，可能正是他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将整个社会一度推入绝望的深渊。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还有一个同样有力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只不过是向着截然相反的方向，而且正是这样一个因素，最终在另外一个方向发挥了波纹效应，将整个美国一举带出了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