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小舅不会次次被人逮到，那样的话他没有收入，只好去喝西北风。有一次我到百花山去玩，看到有些当地人带着小驴在路边，请游客骑驴游山，就忽发奇想，觉得小舅可能会扮成一条驴，让那个日本人骑上，一边游山，一边谈交易。所以我见到驴就打它一下──我是这样想的：假如驴是我舅舅，他绝不会容我打他，必然会人立起来，和我对打──驴倒没什么大反应，看来它们都不是小舅。驴主却要和我拼命，说道：这孩子，手怎么这样贱呢！看来小舅还没有想到这一出──这很好，我可不愿让舅舅被人骑。我没跟他们说我在找舅舅，因为说了他们也不信。这是我游百花山的情形。
有一阵子我总想向小舅表白：你不必躲我，我是爱你的。但我始终没这样说，我怕小舅揍我。除此之外，我也觉得这话太惊世骇俗。小舅的双眼隔得远，目光朦胧，这让人感觉他离得很近。当然，这只有常受他暗算的人才能体会到。我常常觉得自己在危险的距离之外，却被他一脚踢到。据说二十世纪的功夫大师李小龙也有这种本领，但不知他是否也是外斜视。
警察叔叔说，小舅也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被“抄”着以后从来不跑，而是迎着手电光走过来说：又被你们逮住了。他们说：小舅不愧是艺术家，不小气，很大气。这个“抄”字是警察的术语，指有多人参加的搜捕行动。我理解它是从用网袋从水里抄鱼的“抄”字化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鱼总是扑扑腾腾地乱跳，所以很小气。假如它们在袋底一动不动地躺着，那就是很大气的鱼。可惜此种水生脊椎动物小气的居多，所以层次很低。我舅舅这条大
气的鱼口袋里总是揣着一些卖画得来的钱，就被没收了。
假如这件事就此结束，对双方都很方便。但这样做是犯错误。正确的作法是没收了赃款以后，还要把小舅带到派出所里进行教育。小舅既然很大气，就老老实实地跟他们去了。我总觉得小舅在这时跑掉，警察叔叔未必会追──因为小舅身上没有钱了。我舅舅觉得我说得也有道理，但他还是不肯跑。他觉得自己是个有身份的人，不是小毛贼，跑掉没有出息。有出息的人进了派出所，常常受到很坏的对待。真正没出息的小毛贼，在那里才会如鱼得水。
警察叔叔说，骑辆自行车都有执照，何况是画画。他听了一声不吭，只顾鼓起双腮，往肚子里咽空气，很快就像个气球一样胀起来了。把自己吹胀是他的特殊本领，其中隐含着很深的含意。我们知道，过去人们杀死了一口猪，总是先把它吹胀，然后用原始的工艺给他褪毛。有一句俗话叫作死猪不怕开水烫，表示在逆境中的达观态度。
我舅舅把自己吹胀，意在表示自己是个不怕烫的死猪。此后他鼓着肚子蹲在墙下，等家属签字领人。这本是我妈的任务，但她不肯来，只好由我来了。我是个小孩子，走过上世纪尘土飞扬的街道，到派出所领我舅舅；而且心里在想，快点走，迟了小舅会把自己吹炸掉，那样肠子肚子都崩出来很不好看。其实，我是瞎操心：胀到了一定程度，内部的压力太大，小舅也会自动泄气。那时“扑”的一声，整个派出所里的纸张都会被吹上天，在强烈的气流冲击之下，小舅的声带也会发出挨刀断气的声音。此后他当然瘪下去了，摊在地面上，像一张煎饼；警察想要踢他都踢不到，只能用脚去踩；一面踩一面说：你们这些艺术家，真叫贱。我不仅喜欢艺术家，也喜欢警察。我总觉得，这两种人里少了一种，艺术就会不存在了。
小时候，我家住在圆明园附近。圆明园里面有个黑市，在靠围墙的一片杨树林里。傍着一片半乾涸的水面，水边还有一片乾枯的芦苇。夏天的傍晚，因为树叶茂盛，林子里总是黑得快；秋天时树叶总是像大雨一样地飘落。进公园是要门票的，但可以跳墙进去，这样就省了门票钱。树林里的地面被人脚踩得很磁实，像陶器的表面一样发着亮；树和树之间拉上了一些白布，上面写了一些红字，算作招牌。这里有股农村的气味。有一些农民模样的人在那里出售假古董，但假如你识货，也能买到刚从坟里刨出来的真货：一想到有人在卖死人的东西，我心里就发麻。在那些骗子中间，也有几个穿灯芯绒外套的人坐在马扎上，两眼直勾勾盯着自己的画，从早坐到晚，无人问津，所以神情忧郁。有些人经过时，丢下几张毛票，他不动，也不说谢。再过一会儿，那些零钱就不见了。有一阵子我常到那里去看那些人：我喜欢这种情调；而且断定，那些呆坐着的人都是像凡高一样伟大的艺术家──这种孤独和寂寞让我嫉妒得要发狂。
我希望小舅也坐在这些人中间，因为他气质抑郁，这样坐着一定很好看，何况他正对着一洼阴郁的死水。一到春天，水面就要长水华，好像个浓绿色的垃圾场。湖水因此变得粘稠，不管多大的风吹来，都不会起波浪。我觉得他坐在这里特别合适，不仅好看，而且可以拣点毛票。但我忽略了他本人乐意不乐意。
我把小舅领出来，我们俩走在街上时，他让我走到前面，这不是个好意思。就在这样走着时，我对他提起我家附近的艺术品黑市，卖各种假古董，字画，还有一些流浪艺术家在那里摆地摊。圆明园派出所离我家甚近，领起他来也方便，但我没有把那个“领”字说出来，怕他听了会不高兴。他听了一声不吭，又走了一会儿，他忽然给我下了一个绊儿，让我摔在水泥地上，把膝盖和手肘全都摔破了；然后又假惺惺地来搀我，说道：贤甥，走路要小心啊。从此之后，我就知道圆明园的黑市层次很低，我舅舅觉得把自己的画拿到那里卖辱没了身分。我舅舅总是一声不吭，像眼镜蛇一样的阴险；但是我喜欢他，也许是因为我们俩像吧。
由小孩子去领犯事的人有不少好处，其中最大的一种是可以减少罗嗦。警察看到听众是这样的年幼，说话的欲望就会减少很多。开头时，我骑着山地车，管警察叫大叔，满嘴甜言蜜语，直到我舅舅出来；后来就穿着灯芯绒外套，坐在接待室里沉默不语，直到我舅舅出来；我到了这个年龄，想要说话的警察总算是等到了机会，但我沉默的态度叫他不知该说点什么；实在没办法，只好说说粮食要涨价，以及万安公墓出产的蛐蛐因为吃过死人肉，比较善斗。当然，蛐蛐再善斗，也不如耗子。警察说：斗耗子是犯法的，因为可以传染鼠疫。既然斗耗子犯法，我就不言不语。开头我舅舅出来时，拍拍我的头，给我一点钱做贿赂；后来我们俩都一言不发，各自东西──到那时，我已经不需要他的钱，也被他摔怕了。这段时间前后有五六年，我长了三十公分，让他再也拍不到我的头──除非他踮起脚尖来。本来我以为自己到了七八十岁还要拄着拐棍到派出所去领舅舅，但事情后来有了极好的转机──人家把他送进了习艺所。那里的学制是三年，此后起码有三年不用我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