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下午，白银儿也跑到合作社来找农会，说江世荣怎么强迫她，她死了男人，没法过活，她要嫁人，江世荣不准，只准她请神。他常邀些人来赌钱，抽头钱给她，有时他把头钱也拿了。如今江世荣还欠她七八万块钱呢。农会的人忙得要死，大家懒得理她，看热闹的人也说：“回去吧，你们的账可多着呢，还是在炕头去算吧。”白银儿又说，江世荣要她造谣，说白先生显神，真龙天子在北京，好让村子上的土改闹不起来。大家才又笑了，骂道：“刘桂生的小保儿，就是你们害死的！都是你说人心不好，天爷爷罚的，刘桂生老婆哭得死去活来，小保儿的病便耽误了，要不到新保安，涿鹿城里去找大夫看看，总也有点巴望嘛！‘人心不好’，就你们的心不好！”
白银儿看见不理她，又怕那七八万块钱甩了，更怕有什么连累，便远远坐在门外边，看见一有干部来，便迎上去叨叨咕咕，后来人们只好说：“等开大会的时候你去说吧，只要老百姓都相信你的，也许给分上二亩胜利果实呢。好今别在这街头上说吧。”
这些情形，虽然还不足说明群众已经起来了，但却是部分的有了觉悟的萌芽，已经开始回想，自己的苦痛怎么样了，已经自动的来清算了，这是在这村子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文采同志从他的极少的经验中，觉得群众发动得太好了，甚至想也许有了过火的地方。他非常欣赏着这些小小的胜利，欣赏着这些成功，他觉得这都是因为有他在这里领导。像张裕民他们，也觉得出乎意料，过去虽然有过斗争大会，但那总不像今天这样的无秩序，那是在一呼百应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今天却是乱嚷嚷，干部常常是在群众调动之下办事，连文采也只得依从大家，要不立即去贴封条，说不定不等命令就动手了。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这虽然只是一点点火，却可以预见到前途的光明。工作组在兴奋的情绪中，便要求加速工作，于是本来暂时搁置下来的分歧，也就立刻要求一致，于是矛盾便更尖锐了。杨亮根据他同群众的接近，——这大半都是贫农，他们都曾对钱文贵提过意见，——认为钱文贵是一个最阴险的、地主阶层里面的头子，为着使老百姓翻身，主要应该打击他。对张裕民的看法也很尖锐的提到眼面前了，张裕民是雇工出身，今天仍是没有隔夜粮食，也并没有脱离最苦的群众，他在他们里面有威信，怎么能把他和群众对立来看呢？不能机械的看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同不能机械的看什么所谓抗属一样。可是文采同志却认为他是投降了干部，毫无理由的对张裕民更不信任起来。然而他自己又并不深入群众，求得客观事实，只一味把个别人的诽语，如张正典的话，强调起来。更把他过去偶然去白银儿那里赌钱的事，夸张为流氓，或江世荣的狐群狗党，……这样的来看事实，如何能有是非皂白呢？杨亮虽然也缺乏工作经验，但他比较能冷静看事，比较的接近了一些贫农，得到了些从群众那里来的呼吸，所以他是比较了解这里的问题些。可是由于他年轻，由于他还没有从工作中积累成相当的魄力，和能说服人的分析能力，尤其因为文采在这里是负责的，他不能决定什么问题，便使他对文采常常感到头疼，甚至后悔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本想来多面向群众，学习些东西，谁知自己伙里，却是这样的麻烦，比发动老百姓更复杂困难。
但文采正在沾沾自满于对江世荣的胜利的时候，他并不懂得，这只是激动了群众的情绪，这还不能说，群众已完全觉悟，形成了一个运动。他却把这个估计得过高了，他已经在担心，当一个运动来的时候，必然会走到左的方面去。因此他觉得在这种时候，领导者就更要善于掌握，更要审慎的听从群众那里来的，各式各样的声音，这时最怕是自己也跳到浪潮里去，让水沫模糊了自己的眼睛，认不出方向。因此他就更坚决的不接受意见，而只从事布置类似的斗争。他正在极力搜求替顾涌做过短工的人，因为他没有佃户，只有短工。但替他做过工的太多了，一时又不能找出一些骨干来。好些村干部也都替他打过短，可是连他们也不积极。文采认为，他们不特被些有钱人的小恩小惠，和某些奉承所麻痹，而且他们居然把他的儿子顾顺，吸收到青联会去当了副主任。仅从这一点，他便又判定了干部的阶级路线差，这是要注意研究的。张裕民说得好听，他们几人都从没有分到胜利果实，那么，他现在一天到晚不下地，他吃的什么呢？赵得禄不就借了江世荣的粮食么！他恨不得立刻召集群众大会，把这些自私自利的干部，这些幼稚的工作者，都好好地教训过来。他认为时机已到，再不能迟缓了！
胡立功当然是站在杨亮一面，却也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一直辩论到晚上，晚上却来了出人意外的消息。清算江世荣的火虽然被煽起，但热闹的果子园却烟消云散，很多人都回到家去了。曾经使人多么兴奋和欣悦的对果子的统制和发卖，现在却陡的失去了兴致。据说只为了个人的小小口角，刘满和张正典吵起来了，后来还动了手；当时谁也没有劝解或左袒，他们只静静的观察着治安员的态度，等待着事情的结果。这仿佛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但看得出几天来的努力，几乎完全被摧毁，假如不能及时挽回这种颓势，还将迅速的影响开去。这便立刻警告了浅薄的自得。光明还只是远景，途程是艰难的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