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吧，我说，别无他法。再在这里住下去，只能更加紧张以致脑袋的螺丝再次脱落，即使现在都有些神思恍惚。总之我提出搬到没有一个熟人的远地方去。但丈夫不乐意动，他还没有清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当时他正对公司工作干得起劲，而且房子刚刚买到手，尽管是小型商品住宅，再说女儿也习惯了那所幼儿园。他说稍等等，不可能说搬马上就搬。一来工作不易一下子物色到，二来又要卖房子，就连小孩的幼儿园都要落实，再怎么急，也要等两个月才行。”
“我说不行，那一来，我就要一蹑不振，再也无法恢复。这不是危言耸听，是真的。我说这我自己清楚。那时就已开始有点耳鸣、幻听和失眠。他说：‘那么就先自己一个人到哪里住段时间，我处理完一摊子事就去。’”
“‘不干。’我说，‘一个人我哪也不想去。现在要是和你离开，我马上就会瘫痪。现在少不得你，千万别剩下我一个人。’”
“他听我这么说，伸手把我搂在怀里，叫我暂时忍耐一下，暂时的，顶多一个月。‘这时间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工作收尾，房子卖掉，落实孩子的幼儿园，物色新的工作。如果顺利，说不定会在澳大利亚找到一份差事。所以等我一个月，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被他如此一劝，我不好再说什么了，越说就会越感到孤独。””
玲子喟然叹息，仰望天棚的电灯。
“可是没等到一个月。一天，脑袋的螺丝脱落了——‘砰’！这回严重啊，吃了安眠药，煤气开关也打开了。但没有死，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了医院病床上。一切都完了！几个月过去后，多少能冷静考虑问题的时候，我对丈夫提出离婚，’那样不论对你对孩子都有好处。’他说没有离婚的打算。”
“‘再一次从头开始好了，三个人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已经晚了。’我说，‘那时就一切都完结了，在你叫我等一个月的时候。如果你真想重新开始，那时是不该那样说的。无论去哪里，也无论搬多远，结果都同样。我只能再次提出要求，同样纠缠你折磨你，而我再也不愿意那样做。’”
“我们就离婚了，或者说是由我单方面强行离婚的。他两年前才再婚，我至今仍认为那样做是对的，是的。当时我就已察觉出自己恐怕终身如此，我不愿意拖累任何人，不愿意把自己这种整天为脑袋断弦而心惊胆战的生活加到任何人头上。”
“他对我好得无可挑剔。他为人真诚，值得信赖，性格坚毅，富有耐性，对我是理想的丈夫。为了治愈我的病，他尽了最大努力，为了他和孩子，我也主动地配合，而且我也觉得好利索了。婚后６年，真叫幸福啊！他百分之九十九做得完美无缺，但是百分之一，只有百分之一马虎大意了，于是就‘砰’的一声。就这样，我们精心构筑的一切在那一瞬之间彻底崩溃了，完全化为泡影，整个坏在那女孩儿一个人的手里。”
玲子拾起脚前踩灭的烟头，扔进铁皮罐。
“太残酷了！那一切是我们千辛万苦、一点一滴倾注心血的结晶啊！而崩溃却在眨眼之间，眨眼间就荡然无存了。”
玲子立起身，两手插进裤袋：“回房间吧，已经晚了。”
天空比刚才阴沉了，布满乌云，月亮早已无影无踪。现在，连我都能感到风雨欲来的气息——连同手中塑料袋里水灵灵的葡萄的气味。
“所以，我实在不能离开这里。”玲子说，“我害怕走出去同外界发生关系，怕见各种人，怕想各种事。”
“心情很能理解。”我开口了，“不过我认为你是有能力的，有能力到外面适应一切。”
玲子微微漾出笑意，没再做声。
※
直子坐在沙发上看书。她架着腿，边看边用手指按着太阳穴，仿佛在清点进入脑海的词句。雨开始星星点点地飘落下来，灯光宛似细粉末点缀在她身体四周。在同玲子长久交谈过再看直子，不禁再次意识到她是何等流溢着青春光彩。
“对不起，晚了。”玲子摸下直子的脑袋。
“两人挺开心？”直子扬起脸说。
“那还用问。”玲子回答。
“做什么事了，你们俩？”直子问我。
“嘴说不出来的事。”我说。
直子吃吃笑着放下书，接着我们边听雨声边吃葡萄。
“这么一下雨，简直就像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三人。“直子说，“要是一直下雨，三个人一直这样该多好啊！”
“而且你们两人抱在一起，我像个不知趣的黑人女仆似的，拿一把长柄扇子啪哒啪哒扇来扇去，再不然就弹吉他为你们助兴——是吧？我才不干咧！”玲子说。
“哎哟，时不时地借给你好了！”“噢——那还差不多。”玲子说，“雨呀，下吧！”
雨继续下，不时响起雷声。吃罢葡萄，玲子照例点燃支烟，从床下取出吉他，弹起《并非终曲》和《伊帕内马的少女》，之后弹了伯克拉库，弹了列农、麦卡特尼的曲子。我和玲子唱起葡萄酒，之后又把水筒里剩的白兰地分开喝了。我们谈天说地，其乐融融。我也觉得倘若这雨永远下不完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