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一点了？”
“一点点。”她说，又把手放在发卡上，“可现在没有时间。我，这就得过去了。”
我点点头。
“渡边君，谢谢你到这里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不过，要是你觉得在这里是一种负担的话，只管直说。这个地方有点特殊，管理方式也特殊，里边还有根本不能习惯的人。果真那样觉得，就坦率地说出来，我决不会因此失望的。我们在这里都很诚实，无话不谈。”
“我会说实话的。”我说。
直子这回在沙发上挨我坐下，靠住我。我抱住她的肩，她便把头搭在我肩上，鼻尖贴着我的脖颈。尔后一动不动，仿佛在确认我的体温。我顺势轻轻抱着她，胸口荡过一阵暖流。俄而，直子一声不响地站起身，仍像进来时那样悄然开门离去。
直子走出后，我在沙发上睡着了。本来没想睡，但终于在久违了的直子的存在感觉中沉沉睡去。厨房里有直子使用的餐具，盥洗室里有直子使用的牙刷，卧室里有直子睡的床。在这样的房间里，我睡得死死的，就像要把疲劳感从每一个细胞中一滴一滴挤出去似的。我做了梦，梦见蝴蝶在昏昏的夜色中飘然飞舞。
一觉醒来，手表已指向４点３５分。天光的颜色有点变了，风声早已止息，云的形状也略有不同。我睡出了汗，从帆布包里掏出毛巾擦把脸，换了件新衬衣。然后进厨房喝了口水，站在水槽前眺望窗外。从这个窗口可以看见对面楼的窗口。那个窗口的里面用细绳吊挂着几个剪纸艺术品。有鸟、云、牛、猫的剪影，剪得相当精巧，组合在一起。四周依然不见人影，阒无声息。我觉得自己似乎孤零零地置身于整理得井井有条的一片废墟之中。
５点刚过，人们开始陆续返回“Ｃ区”。从厨房窗口望去，见三个女士从窗底下走过。三人都头戴帽子，不晓得什么模样和年龄。但从声音听来，都不像很年轻。她们拐个弯，不久便消失了。继而，同一方向又走来四个女士，同样拐弯不见了。四下里弥漫着黄昏的氛围。从客厅窗口，可以望见树林和山峦的棱线。棱线上浮现着淡淡的夕晖，宛如镀上了一层光边。
直子和玲子是５点半一同回来的。我同直子像刚见面似的按惯例寒暄了一番。直子显得有些羞赧。玲子目光落在我刚才看的书上，问看的什么书，我说是托马斯·曼的《魔山》。
“怎么把这种书特意带到这地方来！”玲子嗔怪似的说。给她这么一说，我想可倒也是。
玲子斟上咖啡，三人喝着。我告诉直子，敢死队突然失踪了，见最后一次面那天他给了我一只萤火虫。直子十分遗憾地说：“真可惜啊，他怎么没了！本来还想多多听听他的故事呢。”玲子想知道敢死队，我便又讲了一遍。不用说，玲子也大笑起来。只要一提起敢死队，整个世界便充满和平、洋溢欢笑。
６点时，我们三人去主楼食堂吃晚饭。我和直子要来炸鱼、青菜色拉和炖菜，还有米饭和汤。玲子则只要通心粉色拉和咖啡，之后便又吸烟。
“上了年纪，身体就变得吃不进多少东西啦。”她解释般地说。
食堂里，有二十个左右的人围着餐桌吃晚饭。我们吃饭时，几个人进来，几个人出去。除去年龄有所不同这点，食堂光景同寄宿院内的没什么两样。另一点与我那里食堂不同的是，每人讲话的音量都相差无几。既无大声喧哗，又无窃窃私语。既无人开怀大笑和惊叫，也没人扬手招呼。每一个人都用大体相同的音量悄然而谈。他们分成几个小组吃饭，每组三到五个人。一个人谈的时候，其他人就侧耳倾听，连连点头。这个人讲完后，其他人便接着讲了一会。讲的什么我自然弄不清楚，但他们的交谈使我想起白天看见的那个奇妙的打网球场面。我猜想，直子和他们在一起时，恐怕也是这样讲话。说来奇怪，一瞬间，一股夹杂着嫉妒心理的寂寥感掠过我的心头。
我身后那张桌上，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俨然医生派头的头发稀疏的男子，正面对一个戴眼镜的神经质模样的小伙子和粟鼠般脸形的中年女士，不厌其详地说明什么无重力状态下的胃液分泌情况。小伙子和中年女士或“啊”或“是吗”地回应着。但听了一会那讲话方式，我开始怀疑那没有几缕头发的白衣男子是否真是医生。
食堂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我。没有人贼头贼脑地看我，甚至连我加人其中也无人觉察。仿佛我的加人对他们来说是意料中的事。
只有一次——那白衣男子突然回头问我：“在这里呆到什么时候啊？”
“住两晚，星期四回去。”我回答。
“现在的季节不错吧？不过，等到冬天你再来看看，漫山遍野银白一片，壮观得很咧！”他说。
“直子说不定等不到下雪就出去了。”玲子对男子说。
“啊，可冬天确实不错的哟！”他神情认真地重复道。于是我愈发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医生了。
“大家都在谈什么呢？”我试着问铃子。她似乎不大明白我问话的用意。
“谈什么？平常事啊。一天中遇到的事，看的书，明天的天气，不外乎这些。大概你总不至于以为会有人突如其来地站起大声宣布‘今天北极熊吞食星座所以明日有雨’吧？”
“噢，当然我不是指这个。”我说，“我看大家说话都那么小声细气的，心里就不由纳闷他们究竟在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