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袭人事件，批评的声音太冷酷了吗？
日前在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发生的老虎伤人事件在网上已尽人皆知：一名自驾车入园游览的女游客，在园内下车，结果被扑上来的老虎咬伤，试图救她的老母则不幸被咬死。
事件发生之后，网上的声音几乎是一边倒地批评这位女性当事人，认为她是典型的“作死”：在已签责任协议、且还未出园的情况下（伤者亲友辩解“误以为”已出园，也未能说服公众），又不顾标识和高音喇叭的警告，才酿成这一惨剧，认为不守规则就应自负全责。
而对此不以为然的声音则主要来自媒体评论员和一些专家，其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是：一、承认她有过失，但认为她已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代价，太多挞伐不免冷酷；二、动物园方面在管理上仍有漏洞，不能全怪她——不过，在这类关于法律职责的问题上，一如既往地，专家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比普通公众大得多，从动物园可以免责到应该负三分责任等，种种细节看法不一。
虽然舆论一边倒往往值得警惕，但这一次，我愿意投公众一票。
尽管这次围绕着事件出现了很多嘲讽的段子，但与其说这是人们对他人的遭遇冷酷、是语言暴力、是理性不足、甚至是秀智力优越感，又或通过段视频来获得猎奇的心态，倒不如说是社区通过施加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对偏离共同价值观和社会默认规则的人进行惩罚。
按照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学派观点，流言飞语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制裁手段，几乎比法律制裁还要有效，它对敢于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施以嘲讽、议论、诋毁、谩骂、指责、孤立，使之最终不得不屈服并回归到稳定的规范模式上来。由于社会控制的过程深深嵌入在社会生活中，这种非正式的途径能极其有效地让大多数人安分守己，伦理习惯约束能对逃脱规范的行为进行“全社会制裁”。
不过，这种制裁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其维护的社会规范也并不都是进步的。阮玲玉临终前留下“人言可畏”四字，就意在表明自己是因无法承受保守的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而被逼死的。
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满族的社会组织》中曾说，“满族人认为，当儿子年满21岁的时候，家里必须（几乎是绝对必须）为他们完婚……如果到了这个年龄还未结婚，大家都会加以嘲笑。”否则就会被认为无能、无用或穷困——理由很简单，如果你能干、聪明又不穷，为什么娶不到老婆？晚婚婚育当然不是某种“过失”，但它同样偏离了社会期望：如果社会共同心理认为某人某事“应当这样”，那么没能与之保持一致就会受到流言飞语的制裁。“流言飞语的本质是借助公共传统的预期不断的（非正式或间接的）从负面对行为进行评价和判断”（《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流言飞语”条），由此它维系了群体价值观的统一和道德规范。
这种手段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任何社会，人们总归很难、不能或不敢无视他人的评价。对偏离社会公认规范行为的议论、嘲讽，通常能激起行为人极大的羞愧。有时候，社区即便没有直接惩罚当事人，但由于这一规范早就内化到每个人心里，足以使当事人因羞愧而实行严厉的自我惩罚。在彼此直接相处，不能掩盖行径又不能逃脱惩罚的社区，羞愧的作用最大。旁观者以言辞或表情公开表露不满或嘲讽，能通过唤起羞愧来制止越轨行为，因为它能最尖锐地刺伤自尊心——羞愧的人被抹掉了他呈现于世界的精心培育成的自我形象，损害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熟人社会，这样的做法尤其能奏效，早有人类学家指出：“在小城镇与初民社会中，羞愧是最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
如果把网络也看作是一个“公共社区”，那可以看到，这次事件中的评论也正是在实施扬善惩恶的社会控制功能：敦促人们保持与公认的行为模式的一致性，吓阻偏离和越轨行为，通过赞美符合这一习惯和道德标准的做法、嘲笑或批评背离这一标准的行为来确保文化和社会道德观稳定性。由于这次的视频所展现的事实太明显，而又正因国人都清楚并痛恨中国人缺乏规则意识，因而一旦出现这样一个靶子，大家不拿它当出气筒还要怎样？
问题在于：这些批评所基于的社会规范是否可议？要求“成年人责任自负”至少并不算过分。那么，在舆论施加社会控制压力时，是否过度发泄了攻击欲？换句话说，是否太冷酷了？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
固然，这次出现了攻击当事女游客私德的段子，但并没有人嘲讽不幸的死者。认为舆论冷酷的评论者，只是因为觉得“当事人已经够不幸了”，这其实是一种“情胜于理”的思维，也混淆了违反规则的过失与后果不幸是否值得同情这两件事。据说，利比亚部族纷争时，他们通常不是看事件中哪一方有错，而是哪一方死伤重就占的理多。这显然违背我们对正义的判断，因为它采取的是根据后果而非行为来确定谁值得谅解的方式。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她当时下车后，并未造成死伤呢？那事实应该是清楚的：她违反规则做出了危险动作，绝大多数人批评的也正是这一点。现在导致了不幸的后果，但这并不能使她违反规则这一点正当化；很多人确实幸灾乐祸，但也是因为她违反规则在先——可以设想，如果她并未擅自下车却被咬伤，那舆论的批评矛头一定会指向野生动物园。
其实，就算是在这次事件中对舆论持不赞成态度的声音，也无法在一个关键点上为当事人辩护说“她不应该遵守规则”。即便动物园采取的警示、防范还不够严格，但在社会生活中，也并不是每个路口都写着“不得闯红灯”，因为这默认是大家应守的规则，如果闯红灯而致死伤，那主要责任显然不在司机或交通部门。野生动物园当然有其特殊性，然而如果游客无法自律，那么要强化安全措施的最终办法就只有一条：剥夺游客的自主权，实行彻底的外部约束，使他们就算想做出危险动作也做不到。
如果觉得中国网民反应过度，那不妨考虑下另一个案例：去年初，日本战地记者后藤健二在叙利亚前线被IS绑架，并被作为向日本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的人质。后藤健二是深知战区有多危险的，当时还是为了搭救另一位遇袭的日本记者汤川遥菜才毅然涉险，在被绑架后，有人从他在视频镜头里不停地眨眼皮中读出他其实是在以莫尔斯密码表示“不要救我”，但由于IS以他作为人质要挟，日本国内绝大多数人仍指责他和汤川两人擅自前往危险地区，就应自行承担后果，甚至直截了当地指责他们是“傻瓜”、“没事找事，给人添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