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去世了，我是看报才知道的，他和我当年是大学商学系的同班同学，毕业以后，两个人都成了亿万富翁。
我们常常见面，有的时候也免不了会互相吹捧一番，毕竟有亿万家产的人也不多。
老王说我和他有1个共同的特徵，那就是我们对数字非常敏感，因此我们会感觉到美国利率可能涨，澳洲币值可能跌，我们更会知道我们设厂的时候该投多少资金下去，该向银行贷多少钱。
说实话，这些事情，多少要靠一些天份，我常看到一些人雇用了大批所谓的财务专家，使用了大批的电脑程式，我和老王就凭我们的经验和直觉，轻而易举地打败了这些号称专家所用的电脑。
老王最近很少和我们见面，听说他已失去兴趣赚钱了。我仍在忙自己的事业，没有时间去问他是怎麽一回事。
老王的追悼会由他儿子办的，我和我太太坐定以后，发现礼堂的第1排留给家人坐，后面的两排却写了“恩人席”，我左想右想，想不通老王有什麽恩人，像他这种赚大钱的人，该有个“仇人席”还差不多。
典礼开始以前，1辆校车开到了，几位老师带了一些学生下车，老王的儿子赶紧去招待，令大家不解的是：这些老师和学生大刺刺地坐进了恩人席。
谜底终於解开了，追悼会中最有趣的1段，是老王生前的录音，他在病榻之上，将他晚年的故事录了下来，我现在就我的记忆所及，将老王的叙述记录如下：
一年以前，我有一天在台北街头等路灯变绿，忽然发现1个小孩子糊里糊涂地穿越红灯，一时交通大乱，一连串汽车紧急煞车的声音，将那个小孩子吓坏了，可是他好像仍要往前走，我只好冲上去将他一把拉了回来。
孩子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不放，我问他名字，他说了，可是问不出来他家在那里，我和我司机商量的结果，决定带他到附近的派出所去。
派出所的警员告诉我，有1所智障中心曾打电话来，说他们有1个智障的孩子走失了，他们有他的名字，比对之下，果真是他，我打了电话去，告诉负责人孩子找到了。那里的人高兴极了。
孩子仍拉着我的手不放，我反正没有事做，决定送他去。
我从此变成了这所智障中心的座上客，我常去智障中心，也是出於自私心理，我们这种有钱人，一辈子都对别人疑神疑鬼，有人对我好，我就会怀疑他是冲着我有钱来的，惟独在这所智障中心，孩子们绝对不知道我是何许人也。
最令我感到安慰的是，中心的老师们也把我当成普通人看，去中心做义工的人不少，很多人显然认出了我，可是谁也不大惊小怪。
我发现这所智障中心虽然有政府的补助，可是开销极大，因为要请很多老师的原故，我决定送一笔钱给他们。
没想到那位负责人不肯拿这麽多钱，他说需要钱的公益团体非常多，他的原则是不要有太多的钱，因此他只肯收一半，他劝我将另一半捐给别的团体去。
对我来讲，这是第1次知道有人会感到钱太多，我过去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有1天，有1个小孩快乐地告诉我，他们种的盆栽都卖掉了，我顺口问他，每盆多少钱？
这个小子居然说“1块钱”， 旁边的1个老师很难为情，他告诉我，这些孩子的智商都在40左右，大概是幼稚园程度，他说很多智障的孩子一脸聪明像，有时看不出有任何问题，最好测试的方法就是问他有关数字的问题，不相信的话，可以问他年龄，果真这孩子说他现在3岁。
那位老师又说“王先生，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对数字有观念，这个孩子固然对数字似乎一窍不通，就以我们这些人，其实也都不知道怎样赚钱。人家捐来的钱，我们只会放在银行里”。
当天晚上，我的总经理给我看我们最近的业绩，我在1个月之内，又赚了几百万台币，我赚了这些钱有何意义? 我开始怀疑起来。
对1个没有什麽钱的人来讲，赚钱可以增加安全感，对我而言，可说是毫无意义。
像我这种年纪的人，还要不断地再赚几百万，居然有人说我对数字有概念，我觉得我对数字才真是毫无正确的认识，赚了这麽多钱，还要拼老命赚钱，我觉得我和那些智障儿，其实没有什麽不同。
我惟一的儿子很有出息，不需要我的财产，我留了1个零头给他，其余的钱，我成立了1个基金会，所有的财产都进入了这个基金会，专门做慈善工作。
当年我从社会上赚的钱，又回到了社会。我自认我现在对数字有正确的看法了”
追悼会完了以后，我和我太太走回汽车，车上的大哥大响了，我的总经理很高兴地告诉我，香港的一笔生意成交了，我又赚进了1千万。
车外是个万里无云的大好天，气温一定在摄氏34度左右，我的司机小李是在垦丁那一带长大的年青人。
我忽发奇想，问他，“小李，你想不想去海水浴场游泳?
小李吓了一跳，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索性告诉他，我今天不上班了。
他可以痛痛快快的游泳，小李左谢右谢，他说他要将我们送回家以后，就开机车去淡水，我可以想像得到这个小子穿着汗衫短裤骑机车神气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