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先生最大的功劳是代编字典的为「圣人」下定义，要想当圣人，非有权给人官做不可。有权给人官做，才能致训词而勉后进，否则便不值一文也。不要说社会上啦，就是在至高的大学堂里，年头也有点不对，柏杨先生想当年念书时，对教习们由内心发出敬意，老师布鞋长发，棉袍上都是补鞋，敬意反而更增。现在恐怕不太简单，一个有权给学生官做，或有力把学生弄出国的教习，才有份量。别瞧把孔丘先生恭敬得昏头转向，那是孔丘先生死啦，如果他阁下还活着，去国立台湾大学堂教书考试，恐怕没有人听他「言寡尤，行寡悔」那一套。钉除了为「圣人」下定义外，叔孙通先生还作了一件启示，那就是老板大人和子孙圈的关系，在于能不能给他们好处，诸生追随叔孙通先生东跑西跑，总算死心塌地矣，书上虽没有详加描写，但主奴间的感人事蹟，一定很多很多。可是逐渐的他们不耐烦起来，来了个窝里反，群起而向老师提出质问。幸亏老师身怀绝技，不负众望，否则僵到最后，一哄而散，那才精彩。故任何老板大人必须有官在手，前面不是提过明末皇帝朱由检先生乎，别看他凶暴起来，恶气冲天，一旦李自成先生进了北京，他阁下没猴子玩啦，再不能给人官做啦，大家立刻就表演「众叛亲离」，以致他亲自敲钟召集百官，都没人理。历史上对该现象十分浩叹，其实没啥可浩叹的，怎么样聚，怎么样散，没有把他绑起来献给新老板已算高级文化矣。
韩非子曰：「王者与师处，霸者与友处，亡国之君，与奴隶处。」开创之局的领袖，尊敬他任用的人，像周武王姬发先生对姜子牙先生，尊之为尚父；像齐桓公姜小白先生对管仲先生，尊之为仲父；像汉昭烈帝刘备先生对诸葛亮先生，甚至表示把政权都愿让给他。其次则把他用的人当做朋友，这例子多如牛毛，刘邦先生和萧何、韩信、张良，一直是穿一条裤子的关系；苻坚先生和王猛先生，一见倾心，成为至友；李世民先生的左右手，也都情若兄弟。
可是，「亡国之君，与奴隶处」。呜呼，创业之世，用人唯才，年长者成了老师，年轻者成了朋友。等到政权稳定，进入守成，用人便不管才不才啦，只瞧瞧资格如何，这就开始发僵。等到末世，天下大乱，用人安全第一，就只有子孙圈矣，子孙圈中人都是靠聪明而被赏饭吃，而不是靠智慧换饭吃的，老板大人左一看焉，一堆谄媚的脸，颂他天纵英明；右一看焉，一群举业的脸，颂他不同凡响。他怎能不飘飘然而晕晕忽哉，偶尔操操妈，罚罚跪，自理所当然。
读历史书好像读小儿连环画，有时真能入迷，胡秋原先生研究历史的结果，认为中国之衰，衰在明王朝姓朱的手里。盖十五世纪前后，西洋已经发明了蒸汽机，进入工业革命，中国还在那里关着大门自掘坟墓。皇帝奇昏于上，官崽奇贪于下，一步之差，遂一直追赶不上。柏杨先生想这话当然有道理，但如果再往远处探讨，中国人被酱成今天这个样子，恐怕孔丘先生的责任也不太轻，他阁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杀了少正卯先生，便是一个凶兆。住在台北新店的刘德先生，上周巴巴来信问我孔丘先生的官是怎么弄到手的，又是怎么垮的。算是把我问住啦，不过怎么垮的，古书上有过介绍，说他阁下眼看鲁国不行啦，自动不干。这恐怕是吊死鬼搽粉，死要面子的话，从他一当官就杀人的气质来看，其权力欲望之强，不见棺材，怎能掉泪？不到紧要关头，未必有自动辞职的壮举，可能因杀了少正卯先生而全国譁然，那时候小民们灵性尚未被酱，有了反应，才不得不卷铺盖。
但他阁下是怎么当上官的，古书上没有提，大概属于马尾提豆腐之类，不能提也。他之被学生举为圣人，似乎和他当大司寇有关，否则的话，瞧瞧叔孙通先生便知，如果手无寸铁，他的学生恐怕不会那么尊重他。圣人做事，以老板大人「大悦」为第一要务，只有老板大人「大悦」，才会既有「金」，又有「郎」，这种气质产生了程颐朱熹诸位道学先生的一套，小民遂一天比一天呼吸困难。呜呼，如果中国衰弱之基是从明王朝开始，时间还短；如果中国中毒中得更久，事情就不好办啦。
有一种现象最为惊人，抗战时蒋百里先生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坑焉，有一个人绕着它走，掉了下去，第二个人小心翼翼的也绕着它走，也掉了下去。第三个聪明绝顶，绕坑走之，十分有把握掉不下去，结果一声响亮，照掉不误。蒋先生这故事是说给日本人听的，请他们不要太相信他们的武力。今日思之，意义就更深长。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如果抬头四望，往往可以瞧见很多人都正在绕着该坑团团猛转；有的头顶高官巨爵，有的傲然四顾，有的腰缠万贯，有的学贯中西，有的道德高妙，有的不过一粒芝麻。但走来走去，无不纷纷哎哟哎哟。有的只走了三天，嘴脸还没有端正就掉下啦；有的走了二十年，已经认为笃定泰山矣，也归一掉。掉下之后，马上有新的绕坑人继起而走，呈现出同样天然色大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