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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4)

时间:2016-09-03来源:网友提供 作者:鲁迅 点击: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35〕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36〕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Bednii)〔37〕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38〕,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39〕,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40〕,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41〕。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42〕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43〕但这好像“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44〕(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45〕,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46〕(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47〕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48〕,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49〕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50〕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51〕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52〕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53〕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54〕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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