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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今年夏天的那场暴雨，还原了真相。
7月26日，我出差从北京回广州。因为没买到直航的机票，又要赶着回去上班，我选择了在长沙中转。
傍晚时分，飞机迫降在长沙。长沙飞广州的飞机，等了足足三个小时，依然没有起飞。闪电劈开天空，外面暴雨如注，鬼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起飞，我决定干脆先不走了，回家看看老妈去。坐了从机场开往株洲的最后一班大巴车，到达株洲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了，我打个车直奔家里。
到家时，疑心老妈睡了，我直接掏了我的钥匙开门——2005年，去广州工作之前，老妈特地嘱咐我要带上家里的钥匙，她说，人在外面漂着，有把家里的钥匙，心里就踏实。
一个人在外面又苦又难觉得再也混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想老妈的这句话，像她说的，怕什么，大不了就回家。她的这些话一直都是我最安全的底线，直到2008年我有了男朋友之后，以前被叫做“家”的那个地方变成了“老家”，我知道，我可能再也不会长久地住到那里了。不过，钥匙却被我一直留在了手上。
钥匙塞进锁孔，轻轻旋转，我推开了门。可是，我的一只手却停滞在了脱鞋的动作上。
房间里没开灯，电视早已没了节目，只余下没有声息的雪花点在屏幕上闪动，灰白夹杂，正映着对面沙发中沉沉睡去的老妈——她蜷缩在沙发上，脚上的拖鞋掉落了一只，还有一只半挂在脚上。曾经年轻的她，总是要揽着我的肩膀，带点嘲笑地指指我的头顶，还不够她下巴的位置呢。她怎么就一下子变得这么瘦小单薄了呢？
屋里潮湿又黏腻，大概是出了汗，她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墙壁上那只模样老旧的石英钟在走。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
我重重地吸了一下发酸的鼻子，她惊了一下，醒转过来。看到我意外出现，她半错愕半高兴地对我说，怎么招呼都不打就回来了，接着慌里慌张地趿拉上拖鞋，一边走过来接我手里的东西，一边擦嘴角的口水痕迹：“人老了，糊涂了，看个电视都能睡得流口水。”
有些疑问溜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就在我上飞机之前给她打电话时，她还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她今天刚去泡过温泉，晚上准备舒舒服服睡一觉。很明显她没去泡温泉，是没成行，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计划？
我心里的疑问还有很多。
2
给爸爸料理完丧事，我不顾妈妈的劝阻，把她接到广州住过一阵子。那时候，我跟肖勇恋爱一年多，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里。临走前，我要把爸爸的遗像带着，老妈不同意，她说看不到爸爸的照片更好，省得惦念他。我没答应。我知道他们俩过了一辈子，爸爸突然走了，她肯定不习惯，带着爸爸的遗像，至少可以让她在想他的时候还能看一下。
我和肖勇工作都很忙，我做媒体，经常要跑到很晚才回家；肖勇做IT，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怕老妈担心，特地去装了有线电视，还硬塞给她五百块钱，让她去跟小区里那些老太太们一起搓搓麻将。
有天下午，我采访时崴了脚，跟主任告了假回家。还没走到小区的小花园，就听到一帮老太太们把麻将搓得哗啦响，间杂着笑语欢声，我想，老妈这下找到组织了！可是当我走近，转头望向那个小花园时，老妈正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排椅上，望着几株扶桑花发呆，离她三四十米处，那帮打麻将的老头老太太们正在用粤语叽里呱啦地说说笑笑。
我走上前，拍拍妈妈的肩，这时我才发现，她怀里正抱着爸爸的遗像。我想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但是，话却卡在了喉咙里。从那之后，再有需要加班的采访，我尽量跟主任告假。这样的情况多了，我开始明显感觉到主任的意见。而工作量的减少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我那个月的收入从七八千元一下子减到了两千多。发工资的那几天，肖勇明显有些不开心，因为他想两个人赶紧攒钱，好把房子给买了，然后准备结婚。
起初，肖勇对放在客厅里的遗像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一个半月后的一天，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又欲盖弥彰地指着放爸爸遗像的博古架位置说：“小娟，你说要不要在这里放一盆绿萝啊？”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同样欲盖弥彰地放大了声音说：“不行！”声音放大是为了让妈妈听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最终促使老妈离开了广州。总之，一周之后，老妈回了株洲，临走前，她还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给她的那五百块钱就在里面，原封未动。
老妈再也没有跟我们住到过一起。不过，自从从广州回去，她倒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电话打过去，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餐，又说要跟随区里的老年模特队去大连表演，她说她这才叫一个如鱼得水，在广州跟着我人生地不熟，但是在老家不同，这里有她交往了大半辈子的亲友。每次听到她在电话那端快活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万里。她说，她现在想开了，该吃吃，该喝喝，把以前亏欠的日子给补上，我举双手表示赞同。我只怕她孤单，只怕她觉得此生有憾，生活挤得满满当当的才好。
别人都担心老人家空巢在家无所事事，闲出一身病来，只有我，总得打电话回去约束她：“玩归玩，身体最要紧啊！”
可是，在这个大雨滞留的夜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老妈的生活真的像她所说的那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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