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两个不同的系统下，个体享有的自由和对于自由的使用，有很大的性质上的不同。
在人性恶的大前提下，西方的法制系统对于人性“恶”的方面做了很多预防和遏制，在人性“善”的一面没有保证的时候，起码能遏制“恶”的一面。还因为有法律效力的确认和保证，在法律允许的规则之内，个人能够享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的最大限度的信任，从而也享有更多的自由。但是，美国的法律深入到了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渗透、取代了道德、生活常识甚至生活习惯的领域和职能，涉及之广令人瞠目结舌。美国法律的泛化、琐碎和繁杂，有时使法律形同虚设，复杂到了普通人根本搞不懂的地步，凡事都得咨询律师，所以，全世界80%的执业律师在美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法律主宰社会，把人们隔离成一个个礼貌、自由而孤独的个体，法律就成了冰冷的工具。
在人性本善的假设下，社会对个人道德教化的重视高于社会制度的构建，把社会的长治久安寄托于个人修养。另一方面，在儒家看来，“礼缘人情”“礼许变通”，人们执行规则能够充分考虑到具体情况，让人能够更多地体会到温暖，因此，在中国式的人情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更亲密。但人性远非善恶这么简单，在人性本善的认识基础上，只重视对“善”的培养，“恶”的一面得不到应有的遏制。因此，一方面，中国人处理事情随机灵活，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就可以摆脱承诺或规范在形式和细节上的羁绊，但同时因为中国文化中缺乏严明的法治，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缺乏明确的尺度，人们不会在错事面前望而却步，思维在对错之间模棱两可的边缘上徘徊，这种灵活变通就容易被滋养成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时，这种中国式的自由便是在道德、规则之外的无限度的放纵。中国式的人情社会被人们批评最多的，就是在人性“善”的一面没有保证的时候，“恶”的一面也得不到起码的遏制。
《论语·为政》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还有古人说：“法能刑人，不能使人廉；法能杀人，不能使人仁。”沈从文也说：“法律注重在使人不敢作恶，道德却能使人乐于向善。”这些话也将这两种文化的长短优劣揭示得一目了然。法律的冰冷和尖锐无法替代人性的柔和与温暖，繁琐的规则也势必导致人性的僵化。总而言之，在法理社会，法治虽然使人们僵化甚至冷漠，但也使他们简单轻松；在伦理社会，人们很灵活，富有人情味，却也狡黠复杂。
我们一定都向往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国家信任民众，民众信任国家，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生活自由而简单，温情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