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脸上，布满了忧愁，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都是为了活命才铤而走险的，朝廷把他们逼成了囚犯，然后再审判他们。但当时苏东坡只是通判，虽有一定权力，但毕竟不是一把手，而且，最令他痛苦的是，作为一个在州府长官领导下掌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事项的命官，将这些无辜的人“绳之以法”，正是他不能不履行的职责。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除夕，苏东坡坐在都厅值班，将狱中囚犯一一点名过目。那些囚犯面色污黑，表情阴郁，拖着沉重的镣铐，从苏东坡面前一一走过，像一团黑云，重重地压在苏东坡的心头。苏东坡面无表情地执笔点名，没有人看得见他心底的暗潮涌动。他知道这些人犯罪，都是无奈为之，很想像古代的仗义之士，为这些囚犯们开释，却终究没有这样的胆魄，只能在内心里骂自己。天色将暮，心情黯然的苏东坡仍然没有返家。他坐在官衙的黑暗里，猛然间站起了身，挥手在墙壁上写下一首诗：
除日当早归，
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
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粮，
堕网不知羞。
我亦恋薄禄，
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
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
闵默愧前修。
但这一次重返杭州，苏东坡担任知州，一切都不同了。在宋代，地方行政机构分为路、州、县三级。州一级行政长官通常派赴京官担任，而且一律“以文臣知州事”，称为“知州”，以避免像残唐五代那样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离开汴京之前，苏东坡收到黄庭坚专门写来的一封信，劝他不要来，但苏东坡还是没有理会黄庭坚的建议，义无反顾地奔赴杭州。
刘仲敬在《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一书中评价苏氏兄弟代表的蜀党（与其相对的是程氏兄弟代表的洛党）时说：“他们嘲笑新党和洛党，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哪一种制度注定比其他制度优越，虔诚的信念和乡民的愚蠢区别不大。……不能指望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更不能用抽象的原则束缚自己，……他们鄙视腐儒，不是从法家和酷吏的角度，而是从名士和雅士的角度。他们的理想人物更像晏婴、王导和谢安，必须儒雅和事功兼备，并不佩服热忱和悲惨的殉道者。”
从朝廷上逃离，好似一次精心谋划的私奔，让他的身心感到一次畅快淋漓的洗礼，让他意识到自己身体里的激情还未曾泯灭，让他笑傲现实世界里的所有成见与约束，去绝然地投奔自己的梦想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