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何当年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孙中山先生亦像刘邦的爱说大话，
被人说他是孙大炮。他是有汉魏荡子的跌宕自喜，常常失败得丧魂落魄，但环境
稍稍好转一点，他就又开府，自称本大元帅，本大总统。因为他做的事都是真的
。他对学生演讲，及燕请黔桂滇一班督军，皆这样的意气扬扬为自得。他要北伐
，而亦可以北上与段祺瑞商量开善后会议，这亦像刘邦的无可无不可。而他又绝
对的不苟且。照相上他的脸只是知性的端正的，当世没有一个人像他的会用思想
。
他的三民主义不像外国的主义，他的国民党亦不像外国的党，他的干部，高
级党员及政府官吏其实是幕僚，和古来开国英主的幕僚是一样的，称为代表与通
过选举都只是依依名。他的组织民众并不看重职业团体，倒是像君子之交，天下
事与四方豪杰共之。他的党仍像中国向来民间起兵聚众结党的党，他的党员是士
。
中国史上向来是以士为政。历朝民间起兵亦是士领导，所以有革命的自觉的
。离脱了士的领导，即只能成为黄巾、赤眉、黄巢、明末流寇，太平天国算是有
做法的，只落得一场无结果，亦因离脱了士。同样的理由，中共亦是不会有结果
的。代议制与共产党的阶级专政皆不以士，非知性的政治，必不能在中国的地面
上久存的。
想起来，孙先生真是不可及。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宪法与印度独立后的代议制
皆是模仿西洋的，惟独中华民国的政制是自己创造的。日本用代议制，另颁教育
敕语来补救，而孙先生则在建国大纲里根本把代议制来改变了，他确立了知性政
治的大原则。
民初五四运动叫喊要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时候，孙先生即已
远远的走在前头，他提出了民主不得违反先知先觉者领导政治的原则，要本于建
国大纲来制宪。科学是孙先生更走在了物理学上发见了素粒子的世界的现象的前
头，提出了宇宙生机说，而且孙先生的知难行易说是完全合于大数学者与大物理
学者从事发见的经验的。
孙先生的建国大纲，首定军政时期，是深切体验了中国向来民间起义与开创
新朝都是军，太平军，国民革命军，乃至后来的解放军。其次训政时期，亦是中
国向来以士治万民之意。而宪政时期则不单是说制度，都还有孙先生所常称道的
礼运大同，天下为公，至治之世的理想在内。至于规定中央与地方，国营与民有
的制度，及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又皆是到了现在中共亦还在闹的问题。但孙先
生所说的是皆依于中国的传统办法来维新，譬如其中的平均地权即是依于北魏均
田的传统，而后来虽中共亦不能不放弃土地国有的口号，改为分地，纔能有解放
军的声势如海浪。而且孙先生凡说制度，皆有它宽和疏朗的性情，此即是有术还
有道。
孙先生的建国方略，要利用外资建筑三个大港，十万里铁路与百万里公路，
利用黄河长江西江的水力发电，来掘煤炼钢，烧制士敏土，一直要开发到蒙古新
疆，人家说他孙大炮，其实中国人民真能一旦起来，像江潮海浪，要做到这些也
不难的。而利用外资的话，他是对于西洋国家有着一种无邪的好意，且说得来竟
像是天下世界的财富不分东洋的西洋的，皆可以由他调度，因为他真的没有私心
。现代世界也是要有了他那样的人纔不寂寞，而西洋人则到底鄙吝。
但是孙先生所做的没有完工。从前周朝末年是个大变动时代，有秦朝出来建
立了全新的制度，而因与传统脱节，发生大乱，又有汉朝出来纔作成了新旧衔接
，郡县阡陌是新的，但礼记里夏商周三代的旧章大部份仍行于汉朝，不过是都生
在新的空气里了。这历史的大变革，是经过两代，秦一代，汉一代，纔完工的。
清末以来也像这样，经过中共的变革，还要再打倒中共，纔能来完成新制度，并
且与传统相衔接。可是如果有大人，这样要分两代两朝的大事亦可以由一朝一代
来完成的，而这就必要经过大的军事行动，北伐、剿共与战胜日本。
这三次军事行动是历史上稀有的大成功，但是政治上仍旧失败。也并非国民
党的党政错了，而是当时的文化人都错了。
中国的文化人为什么这样的对政治有兴趣？外国的文化人总不能了解。原来
中国文化人是独有其士的传统，志在于治国平天下。但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们把
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迷失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已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新政治学、新
经济学，然而五四以来的文化人以西洋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为标准而批评说是不合
格。不惟左派文化人，连民主人士亦以为国民政府是不合格。他们是不但忘失了
士的做学问的方法，且亦忘失了士的责任。他们借时局的动乱而攻击政府，却不
知他们自己要负造成动乱的责任。
五四以来的文化人虽已失了士的德，但仍保有士对时局的影响力。他们自己
知识没有一个归结，情绪不得一个安顿，还来摇动一代的人心，被共产党利用了
而不知。外国人看中国的时局，他们是到底亦不能懂得中国的民间起兵，与士的
影响力的。当时的学生是也因美国式教育的考试制度激起了反抗心，又且许多人
毕业后没有出路之故，被诱在城市吶喊，在农村当红军。文化人造成的时局气氛
与风声，不但市民与农民被感染，连军官也被感染。所以政府对其作战只能有胜
无败，一败就人心以为大势去矣，江西剿共幸好是胜利，其后共军南下，国军撤
守时兵败如山倒，就是为此。
虽然如此，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实在也使人惊。当时客观的形势，要统
一华夏及其新核心的形成，本来还未到时机。珠江流域仍是多刺激性的，黄河流
域仍是新起的矿场与破落的农村很不调和，而且华北被满州产业的重量所牵动，
长江流域又是农村继续在凋敝中，纱厂的新景气亦已被舶来品打倒。惟因长江流
域到底是中国文明的现代王畿，故能澄清北伐军，解脱了共产党，并作成国民政
府奠都南京。但此地与华北满州及华南之间在经济变动上如此失调，怎么能够统
一？可是北伐军居然直抵北京，连张学良亦举关外来归，青天白日旗插遍了全国
，这就是中国历代有一统天下的传统，更大于一时的变局，而孙先生创发国民革
命重的气象亦能比形势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