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生活在21世纪的美国，大概会经常听到有人告诉你他们有多忙。“忙！”“很忙。”“忙疯了。”已经变成了“你最近还好吗”的默认回答。很明显，这些都是伪装在抱怨之下的自我标榜。对于它们的常备答复是：“忙一点好，”或者“总比不忙强。”
我们并不愿意这样生活，这是我们相互逼迫的结果
说自己忙的人，通常并不需要在重症监护室马不停蹄地换班、也不需要乘公车在三份只能拿最低工资的工作之间奔波；这些人并不是忙碌，而是疲惫。人们唉叹的忙碌生活几乎都是他们强给自己的：自愿性质的工作与职责、那些他们“鼓励”孩子去参加的课程与活动。他们忙，是出于自己的志向、动力或者焦虑情绪，只因为他们对忙碌上瘾，并且恐惧无所事事的感觉。
我认识的所有人几乎都很忙。当他们不工作、或者做无益于工作的事情时就会感到烦躁和内疚。
如今，连孩子们也很忙，安排参加各种课程和课外活动都精细到半小时。他们在一天结束后回到家，像成年人一样疲惫。我曾是“挂钥匙孩子”的一代，每天下午都有三、四个小时完全空余，在这段没人监督的时间里，我阅读《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制作动画电影、集结伙伴们去森林里打泥仗，所有这些都给予了我重要的技能与见地，直到今天都弥足珍贵。那些空闲时光的生活状态成为了我如今想要达到的生活目标。
目前的歇斯底里并不是不可逃避的现实；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并且我们默许了。不久前我和一位朋友用Skype通话，她因城市里高昂的房租而被迫离开，如今生活在法国南部小镇的艺术家住所里。她说，在这么多年劳碌之后，生活第一次变得快乐又轻松。她依然能完成工作，而不必耗费全部的时间与精力。她说这就像大学时光 – 有一大群朋友，每晚都在咖啡馆里相约相见。她又找到男朋友了。（有一次她懊丧地总结了纽约的约会方式：“所有人都很忙，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能做得更好。”）她曾对自己的性格有错误的认识 – 过度奋发、神经质、焦虑和悲伤 – 后来发现这都是生活环境引起的畸变。我们并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参与交通堵塞、体育馆踩踏或者高中里残酷的等级制度 – 这些都是我们相互强迫的结果。
我们狂乱的日子其实只是抵御空虚的篱笆
忙碌是存在的证据，是一堵隔离空虚的围墙；很明显，如果你很忙、日程满满、时时刻刻待命，那你的生活就不可能被认作是愚蠢、渺小或者没有意义的。我以前认识一位在杂志社实习的女士，中午不许外出吃饭，以防有紧急事件需要她处理。这是一家娱乐杂志社，它存在的意义在遥控器上的“菜单”键出现后就已经不复存在，所以这伪装出来的重要感只能理解为根深蒂固的自欺欺人。
我不忙。我是我认识的最没志向的人。像很多作家一样，每当不写作时就觉得自己很堕落，不值得继续活下去，但是我又觉得每天四、五个小时的工作已经足够支撑我在地球上多活一天了。在我最舒适的日常生活里，我早晨写作，下午骑很久的单车跑路，晚上会见朋友、阅读或者看部电影。这，在我看来，是个正常又愉悦的生活节奏。假如你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踢开工作、一起去现代艺术博物馆的American Wing画廊看展、向中央公园的女孩子们抛媚眼、或者干脆喝一整天冰Pink Minty鸡尾酒，我会说，什么时候？
但就在前几个月，出于工作要求我不知不觉地忙了起来。我第一次可以摆着严肃脸告诉别人我“太忙了”，所以没有时间去做他们想让我做的事情。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如此享受这种抱怨；它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被人需要、被人利用。不过我实在很讨厌份忙碌。每天早晨我的收件箱里都挤满了邮件，要求我去做我不想做的事情，或者摆给我一个现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一切越来越令人无法忍受，终于，我逃出了城，来到了隐居地（Undisclosed Location），现在就在这里写着这篇文章。
在这儿，我完全不被工作职责所骚扰。这里没有电视。我必须驱车到图书馆才能查电子邮件。我生活了一个礼拜，没有与任何我认识的人见面。我记住了芹菜花、臭虫和星星。我阅读。并且几个月以来我终于出了几篇正经文章。我必须让自己沉浸在这广袤的世界之中，否则在生活这一话题上就没什么内容可写，然而我也永远说不清楚生活到底是什么，只有好好生活一番，才能找到最好的词语来形容它。
人生苦短，容不下那么多忙
闲暇并非仅是假期、放纵或罪恶；我们的大脑需要它，就像身体需要维生素D，所以如果它被剥夺，我们的精神就会像身体得了佝偻病一样扭曲变形。悠闲给予我们的空间和宁静，是我们能走出生活从而能全面审视它的必要条件，让我们有意想不到的经历，等待如夏日雷电一般狂野的灵感 – 虽然听起来很矛盾，但我们需要悠闲来完成工作。“白日梦往往是我们所做工作的本质，”托马斯·品钦在他关于懒惰的一文中写道。阿基米德的“尤里卡”、牛顿的苹果、杰基尔和海德的苯环：历史总是充满了灵感的故事，它们恰恰来自于悠闲的时光与白日梦。它甚至让你怀疑，那些浪子、懒人和无名小卒，是不是与勤奋之人一样，对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创造和杰作有着同样多的贡献。
“未来的目标就是消除雇佣关系，我们才得以尽情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消灭现在的政治经济体制。”这或许听起来像一个抽水烟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说辞，然而这实际上为亚瑟·C·克拉克所言，他让自己生活在潜水和弹球游戏之中，为了撰写《童年的终结》并思考通信卫星的概念。我的老同事泰德·拉尔最近写了一期专栏，提出将收入与工作分离，并给每个公民提供生活保障支票，这听起来像是个疯子的提议，就像堕胎、普选和八小时工作日这些曾沿袭了近一个世纪的基本人权一样。清教徒将工作转化为了美德，但很明显的是，他们忘记了工作是上帝发明的用来惩罚人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