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上吃完点心起，我就和二妹分站在大门口左右两边的门墩儿上，等着看“出红差”的。这一阵子枪毙的人真多。除了土匪强盗以外，还有闹革命的男女学生。犯人还没出顺治门呢，这条大街上已挤满了等着看热闹的人。
今天枪毙四个人，又是学生。学生和土匪同样是五花大绑在敞车上，但是他们的表情不同。要是土匪就热闹了，身上披着一道又一道从沿路绸缎庄要来的大红绸子，他们早喝醉了，嘴里喊着： “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
“没关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瘌！”
“哥儿几个，给咱们来个好儿！”
看热闹的人跟着就应一声：
“好！”
是学生就不同了，他们总是低头不语，群众也起不了劲儿，只默默地拿怜悯的眼光看他们。我看今天又是枪毙学生，便想起这几天妈妈的忧愁，她前天才对爸爸说：
“这些日子，风声不好，你还留德先在家里住，他总是半夜从外面慌慌张张地跑来，怪吓人的。”
爸爸不在乎，他伸长了脖子，用客家话反问了妈一句： “惊么该？”
“别说咱们来往的客人多，就是自己家里的孩子、佣人也不少，总不太好吧？”
爸爸还是满不在乎地说：
“你们女人懂什么？”
我站在门墩儿上，看着一车又一车要送去枪毙的人，都是背了手不说话的大学生，不知怎么，便把爸妈所谈的德先叔连想起来了。
德先叔是我们的同乡，在北京大学读书，住在沙滩附近的公寓里，去年开同乡会和爸认识的。爸很喜欢他，当做自己的弟弟一样。他能喝酒，爱说话，和爸很合得来，两个人只要一碟花生米，一盘羊头肉，四两烧刀子，就能谈到半夜。妈妈常在背地里用闽南话骂这个一坐下就不起身的客人：“长屁股！” 半年以前的一天晚上，他慌慌张张地跑到我们家，跟爸爸用客家话谈着。总是为一件很要命的事吧，爸把他留在家里住下了。从此他就在我们家神出鬼没的，爸却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新青年。
我是大姐，从我往下数，还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除了四妹还不会说话以外，我敢说我们几个人都不喜欢德先叔，因为他不理我们，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的脸太长，戴着大黑框眼镜，我们不喜欢这种脸。再就是，他来了，妈要倒霉，爸要妈添菜，还说妈烧不好客家菜，酿豆腐味儿淡啦！白斩鸡不够嫩啦！有一天妈高高兴兴烧了一道她自己的家乡菜，爸爸吃着明明是好，却对德先叔说： “他们福佬人就知道烧五柳鱼！”
凭了这些，我们也要站在妈妈这一头儿。德先叔每次来，我们对他都冷冷的，故意做出看不起他的样子，其实他也不注意。
虽然这样，看着过“出红差”的，心里竟不安起来，仿佛这些要枪毙的学生，跟德先叔有什么关系似的，还没等过完，我便跑回家里问妈：
“妈！德先叔这几天怎么没来？”
“谁知道他死到哪儿去了！”妈很轻松地回答。停一下，她又奇怪地问我：“你问他干吗？不来不更好吗？” “随便问问。”说完我就跑了，我仍跑回门外大街上去，刚才街上的景象全没有了，恢复了这条街每天上午的样子。卖切糕的，满身轻快地推着他的独轮车，上面是一块已经冷了的剩切糕，孤零零地插在一根竹签上。我八岁，两个门牙刚掉，卖切糕的问我买不买那块剩切糕，我摇摇头，他开玩笑说：
“对了，大小姐，你吃切糕不给钱，门牙都让人摘了去啦！”
我使劲闭着嘴瞪他。
到了黄昏，虎坊桥大街另是一种样子啦。对街新开了一家洋货店，门口坐满了晚饭后乘凉的大人小孩，正围着一个装了大喇叭的话匣子。放的是“百代公司特请谭鑫培老板唱《洪羊洞》”，唱片发出沙沙的声音，针头该换了。二妹说： “大姐，咱们过去等着听《洋大人笑》去。”我们俩刚携起手跑，我又看见从对街那边，正有一队光头的人，向马路这边走来，他们穿着月白竹布褂，黑布鞋，是富连成科班要到广和楼去上夜戏。我对二妹说：
“看，什么来了？咱们还是回来数烂眼边儿吧！”
我和二妹回到自己家门口，各骑在一个门墩儿上，静等着，队伍过来了，打头领队的个子高大，后面就是由小到大排下去。对街《洋大人笑》开始了，在“哈哈哈”的伴奏中，我每看队伍里过一个红烂着眼睛的孩子，便喊一声： “烂眼边儿！”
二妹说：“一个！”
我再说：“烂眼边儿！”
二妹说：“两个！”
烂眼边儿，三个！烂眼边儿，四个！……今天共得十一个。富连成那些学戏的小孩子，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我们喊烂眼边儿，他们连头也不敢斜一斜，默默地向前走，大褂的袖子，老长老长，走起路来，甩搭甩搭的，都像傻子。
我们正数得高兴，忽然一个人走近我的面前来，“嘿”的一声，吓我一跳，原来是施家的小哥，他也穿着月白竹布大褂。他很了不起地问我：
“英子，你爸妈在家吗？”
我点点头。 他朝门里走，我们也跟进去，问他什么事，他理也不理我们，我准知道他找爸妈有要紧的事。一进卧室的门，爸妈正在谈什么，看见小哥进来，他们仿佛愣了一下。小哥上前鞠躬，然后像背书一样地说：
“我爸叫我来跟林阿叔林阿婶说，如果我家兰姨娘来了，不要留她，因为我爸把她赶出去了。”
这时妈走到通澡房的门口，我听见里有哗啦哗啦的水声。爸爸点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