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暑中写《白采的诗》一文，刚满一页，便因病搁下。这时候薰宇来了一封信，说白采 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他只有一个人；他的遗物暂存在立达学园里。有文稿，旧体 诗词稿，笔记稿，有朋友和女人的通信，还有四包女人的头发！我将薰宇的信念了好几遍， 茫然若失了一会；觉得白采虽于生死无所容心，但这样的死在将到吴淞口了的船中，也未免 太惨酷了些——这是我们后死者所难堪的。
白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他的历史，他的性格，现在虽从遗物中略知梗概，但在他生 前，是绝少人知道的；他也绝口不向人说，你问他他只支吾而已。他赋性既这样遗世绝俗， 自然是落落寡合了；但我们却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有真心的人。
“不打不成相识，”我是这样的知道了白采的。这是为学生李芳诗集的事。李芳将他的 诗集交我删改，并嘱我作序。那时我在温州，他在上海。我因事忙，一搁就是半年；而李芳 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我很懊悔我的需缓，赶紧抽了空给他工作。正在这时，平伯转 来白采的信，短短的两行，催我设法将李芳的诗出版；又附了登在《觉悟》上的小说《作诗 的儿子》，让我看看——里面颇有讥讽我的话。我当时觉得不应得这种讥讽，便写了一封近 两千字的长信，详述事件首尾，向他辩解。信去了便等回信；但是杳无消息。等到我已不希 望了，他才来了一张明信片；在我看来，只是几句半冷半热的话而已。我只能以“岂能尽如 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自解，听之而已。
但平伯因转信的关系，却和他常通函札。平伯来信，屡屡说起他，说是一个有趣的人。 有一回平伯到白马湖看我。我和他同往宁波的时候，他在火车中将白采的诗稿《羸疾者的 爱》给我看。我在车身不住的动摇中，读了一遍。觉得大有意思。我于是承认平伯的话，他 是一个有趣的人。我又和平伯说，他这篇诗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后来平伯来信，说已将 此语函告白采，他颇以为然。我当时还和平伯说，关于这篇诗，我想写一篇评论；平伯大约 也告诉了他。有一回他突然来信说起此事；他盼望早些见着我的文字，让他知道在我眼中的 他的诗究竟是怎样的。我回信答应他，就要做的。以后我们常常通信，他常常提及此事。但 现在是三年以后了，我才算将此文完篇；他却已经死了，看不见了！他暑假前最后给我的信 还说起他的盼望。天啊！我怎样对得起这样一个朋友，我怎样挽回我的过错呢？
平伯和我都不曾见过白采，大家觉得是一件缺憾。有一回我到上海，和平伯到西门林荫 路新正兴里五号去访他：这是按着他给我们的通信地址去的。但不幸得很，他已经搬到附近 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只好嗒然而归。新正兴里五号是朋友延陵君住过的：有一次谈起白采， 他说他姓童，在美术专门学校念书；他的夫人和延陵夫人是朋友，延陵夫妇曾借住他们所赁 的一间亭子间。那是我看延陵时去过的，床和桌椅都是白漆的；是一间虽小而极洁净的房 子，几乎使我忘记了是在上海的西门地方。现在他存着的摄影里，据我看，有好几张是在那 间房里照的。又从他的遗札里，推想他那时还未离婚；他离开新正兴里五号，或是正为离婚 的缘故，也未可知。这却使我们事后追想，多少感着些悲剧味了。但平伯终于未见着白采， 我竟得和他见了一面。那是在立达学园我预备上火车去上海前的五分钟。这一天，学园的朋 友说白采要搬来了；我从早上等了好久，还没有音信。正预备上车站，白采从门口进来了。 他说着江西话，似乎很老成了，是饱经世变的样子。我因上海还有约会，只匆匆一谈，便握 手作别。他后来有信给平伯说我“短小精悍”，却是一句有趣的话。这是我们最初的一面， 但谁知也就是最后的一面呢！
去年年底，我在北京时，他要去集美作教；他听说我有南归之意，因不能等我一面，便 寄了一张小影给我。这是他立在露台上远望的背影，他说是聊寄仁盼之意。我得此小影，反 复把玩而不忍释，觉得他真是一个好朋友。这回来到立达学园，偶然翻阅《白采的小说》， 《作诗的儿子》一篇中讥讽我的话，已经删改；而薰宇告我，我最初给他的那封长信，他还 留在箱子里。这使我惭愧从前的猜想，我真是小器的人哪！但是他现在死了，我又能怎样 呢？我只相信，如爱墨生的话，他在许多朋友的心里是不死的！
上海，江湾，立达学园。
（原载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５日《一般》第１０号第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