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调查，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世界第一，创造能力世界倒数第一……没有一个诺贝尔奖是接受中国教育而获得的。”全校师生猝不及防地怔在那里，连话筒的电闸也忘了切断。没想到越往后尺度越大：“我们感觉不到老师的伟大，他们为了升学率，不断逼我们，要么是补课，要么是布置做不完的作业……他们关注我们只是为了升学率。难怪有调查显示，90%的学生毕业后不回母校看老师，一点感情都没有！尊敬的老师们，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他问到了点子上。山崩地裂时只顾自己抱头鼠窜的“范跑跑”还怎么指望学生对他有感情？机械而陈腐的课堂怎么指望学生对它有感情？一个负责“灌”，一个被迫“吞”，老师和学生一起被卷入麦当劳式的生产线中。想象一下，孩子们被领着计算“一个排水口，一个进水口，边排边进，多久才能灌满”这样几十年嚼不烂的“坑爹”问题，想象他们像做广播操一样写着作文，想象他们打着吊瓶把头埋进纸堆里，一边痛不欲生一边撂狠话诅咒这一切。学校心无旁骛地把他们像生肉一样推向下一个出口，等待中考和高考盖下合格的印章。教育本来是用来强国的，可现在的教育挤给孩子们喝的净是些富含三聚氰胺的毒奶。教师中更有甚者，正课马虎应付，课外开小灶讲考试秘诀，好比开刀的大夫只要没收红包，就要刀下没数、剪下无情，直接催生出另一片被潜规则统治的领域。不想自己孩子沦为没人管的“差”生，家长自然就要开动脑筋，经常明里暗里“意思”一下。有个老师开班会，对班上学生说，让你们的爸妈别再给我充话费了，换点别的方式吧——他的话费太多了。硝烟弥漫的教育是一场战役，从中学择校到为挑小学发愁，再到挤破幼儿园的门槛，一路向低龄幼儿伸出魔手。义务教育呈现出如此荒诞的怪现状，这样的教育，还指望将来有谁会感恩戴德？
以素质教育对应试
那么好的启蒙老师应该是什么样的？难道铁青着脸维护师道尊严，并把答题技巧奉为尚方宝剑才是唯一标准？多元化的冲击正在瓦解这块铁板。更具创新力、亲和力，更富有人文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麻辣老师”们正逐渐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道新景观。
无论是着书炮轰语文教育的蔡朝阳，还是抱着蟒蛇上课的美术老师邹华章，无论是嬉笑怒骂的袁鹏飞，还是旁征博引的纪连海，他们都不拘于通常的教程设置，而是奇思妙想，发散开来，使得原本枯燥的课堂妙趣横生。
其实他们的思路很简单，那就是提供更多的趣味和自由。老前辈陶行知针对这个教育理念，曾做过一次演讲。他拎一只大口袋上台，众人皆以为里面装的是要分发的材料，却不料他从中掏出一只公鸡和一把米。他强按住鸡头命其吃米，结果公鸡拼命挣扎，一粒米也不肯吃。后来他松开手，重获自由的公鸡却踱着步自行啄食起来。听众一头雾水之际，陶行知解释道：“教育就如喂鸡，如果让学生多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当年教中学的朱自清也与学生亲切互动，授课极受欢迎。当时有个学生写了一篇作文《可笑的朱先生》，里面写道：“他是一个肥而且矮的先生……最可笑的，就是他每次退课的时候，总是煞有介事似的从讲台上大踏步地跨下去，走路也很有点滑稽的态度。”朱自清不仅不生气，反而当众朗读，赞赏其文读后如见其人。而他自己平时一旦有新的创作，也会与学生一同分享。俞平伯在春晖中学旁听了朱自清的一堂国文课，认为“学生颇有自动的意味”，甚至超过大学生。
因此，做一名解放学生天性的启蒙先生，恰恰是回归了教育最初的理念。在中国山村支教十余年的德国教师卢安克特别注重启发式教学，他主张把中国画、手工课等融入到日常教学中来。2003年，小学里喜欢戏水的学生纷纷提议想建一个游泳池，卢安克就让学生自行考察，然后一起讨论设计。动工的时候很多家长前来帮忙，学生便只能乖乖地束手待在一旁。卢安克便打发走家长，让孩子自己来做剩下的工作。游泳池顺利建成，有人对卢安克的教育理念赞叹不已：“我们是想着怎么快点做好，他是想着孩子们的感受。”
大胆的教学试验同样可以在城市学校展开。复旦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就曾高调宣称“决心做当今语文教学的‘叛徒\’”。像民国时的前辈们一样，他也采用自主教材——老庄、蒙田、茨威格等皆选入其中。他还开办各种名人讲座，带着学生逛书店、看话剧，甚至浩浩荡荡地组织“文化学旅”游山玩水。“看到景点讲景点，看到匾额讲匾额，看到碑文讲碑文，看到碑上有错别字我们就指出来。”到后来，不带标点的文言碑文，学生自己就能读下来。除了学校大考，语文课再也没有考试和卷子，每周倒是增加了阅读和绘画、篆刻时间。有人批评他的教学如“放羊”。他说“放羊”有何不好？如果是放到水泥地上，那羊只能饿死；但如果领到水草丰茂处，羊自会吃得肥肥的。
像黄玉峰这样秉承民国遗风的启蒙先生逆流出现在现行教育体制中时，难免会引得世人大哗，自然会招致校方、家长甚至学生的质疑。而针对整个社会最关心的考试问题，黄玉峰的理念十分新颖：“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事实证明，他的学生在传统的升学平台上同样展示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麻辣”有时因过于叛逆而沦为展示的噱头时，他的尝试无疑理性而沉稳，提供了一条可以效仿与深入拓展的道路。
而这样的路至今仍少有人走过。钱学森晚年曾发出这样震撼人心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像李约瑟难题一样，这个尴尬的问题由上而下困扰国人多年。然而始终有很多人不明白，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氛围中，校舍与硬件设备再好，“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应试教育照样会将中国的孩子撂倒在起跑线上。最好的学校绝不是设施一流的学校，而是教师一流的学校。那些我们称之为“灵魂工程师”的启蒙先生学养几何、魅力几分，能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与我们相遇，才是真正为个人与社会埋下的最大伏笔。